冼恒汉曾主政一方，被突然免职，惦记甘肃百姓，天天关心天气预报

1977年盛夏的一天清晨，兰州的天空飘起细雨，冼恒汉盯着广播里沙哑的天气预报，神情专注。雨点落在窗棂的声音微弱却清晰，他却像在前线听军令一样，分外在意每一句“阵雨”“小到中雨”。没人再要求他汇报灾情，也没人催他在文件上签字，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依旧牢牢刻在生命里。

雨声把记忆拽回四十年前。1936年秋，他随红军到达陕北，二十八岁的广东青年坐在枯黄的塬畔，看着风沙里隐约的窑洞，心里犯嘀咕：这片土地干得像铁板，真能养活人吗？后来跟着贺龙转战晋绥，又跟随彭德怀奔波在青藏高原，一沙一石，他都记得。北方的干燥让他咳嗽不停，却也磨砺了性子。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军区改编为兰州军区，冼恒汉留守大西北，一干就是二十七年。大漠孤烟、黄河落日，本是文人墨客的诗意画卷，可摆在这个军人面前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旱情与欠收。1965年的“社教”运动，他第一次深入乡村，看到庄稼几乎贴着地面生长，种子发芽后就渴得卷叶，一抬头却是农户空空的粮囤。那年冬天，他随行的参谋记下他的一句话：“人饿着，就什么理想都没有。”

1967年春节过后，中央决定让军队“支左”。不少大军区首长走出军营，执掌地方。冼恒汉临危受命，担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外界传言他“只懂军事，不懂地方”，可他自己心里有数：不懂可以学，治水是甘肃的命根子，这条思路准没错。

到任第三天，冼恒汉就把水利专家、驻甘部队工兵团长、农业厅技术骨干叫到办公室，掏出地图，用铅笔在河西走廊上画出密密麻麻的点。“六万眼机井，打得到吗？”他问。工兵团长咧嘴直摇头：“戈壁太硬，机械也不足。”他抬眼扫过众人，只抛下一句：“硬也得打，不然明年娃娃们喝西北风。”屋里再没人吭声，他们明白，这是命令。

打井要钱，他多次跑国家计委，穿着一身土黄色旧军装，在北京的走廊里等了整整一天。批文下来后，甘肃迎来了第一批专项拨款三千万元。那些钱被细分成若干包：谁负责井队、谁供应钢材、谁运送柴油，分账细得一目了然。有人说他抠门，他笑着摆手：“铜板攒多了，就是黄河大桥。”这一年，全省共开凿机井两万多眼，部分缺水村头第一次看见清澈的底水喷涌而出。

水来了，粮也跟着涨。1969年全省粮食总产约五十亿斤；到1975年数字翻了个跟头，过百亿斤。更大的收获是，甘肃结束了二十多年“要回销粮”的历史。省里开总结会时，冼恒汉没有摆功劳簿，只丢下一句：“老百姓不出省逃荒，我就睡得踏实。”这话透着朴素，却让与会者红了眼眶。

他同样盯紧工业。庆阳油田一度设备陈旧，他批示：“油井要有油，别只剩锈。”兰州钢厂原料紧张，他干脆把军区后勤的运输车调来运矿石；有人质疑不合规定，他回答：“国家计了多少钢，中途缺口谁来补？”在他的推动下，煤矿、油田、钢厂与电站串成一条线，解决了当时甘肃发展最要命的“血液循环”问题。

然而，冼恒汉也清醒地看到自身短板。学大寨期间，他带队到静宁、皋兰等地蹲点，只看了几块示范田，就在会上强调“全省都能学”，结果基层弄虚作假、层层加码，耗费了民力。他后来检讨：“走马观花，成了拍马溜须。”这一句掷地有声，熟知他脾气的人都明白，他是真的懊悔。

风云变幻，1977年初夏，他被突然解除甘肃省主要领导职务。文件下达时，他正翻看一份以色列节水农业资料，听完宣布，他合上杂志，神情平静。有人问他打算，“继续关心甘肃。”他没再多说。离岗后，他几乎每天关注天气预报，尤其是雨量数据。儿子疑惑：“爸，都退休了，还听天气台干嘛？”他不答，只递来报纸：皋兰县春灌不足。家人心知肚明，他卸下的是官衔，卸不掉的，是对这片黄土地的牵挂。

他晚年常提以色列的喷灌技术。吃饭时，老人会兴致勃勃地比划：“水从空气里落下去，地表盐分就被冲散，不用漫灌。”亲友调侃：“您都离开岗位了，还操这心啊。”他摆摆手：“能种一分好田，就少一个要饭娃。”有人建议他写信给水利部，他笑答：“年轻人该顶上去了，我嘴碎，他们耳朵还硬。”

政治风浪虽让他受挫，可他从未自怜。每逢老部下来家里探望，他总会带到屋后的小菜地，“黄土地也不认官衔，你别指望它看你是上将就多长几棵菜。”然后蹲在地头，讲如何间苗、如何滴灌。听者心里明白，这不仅是耄耋老兵的生活情趣，更是那股子“人得吃饱”理念的延续。

某个雨夜，他招待几位老西北的同志，谈及未能实施的“引大入秦”工程，语气里透着惋惜。“要是那条水渠通了，秦岭以北心里就有底。”他的老友宽慰：“总会有人接着干的。”冼恒汉端起茶碗，轻轻嗯了一声，没有再多说。

1979年，甘肃试点小型喷灌设备，他在电视里看到农户田间拉着细管旋喷，咧嘴而笑。身边人听见他一声轻叹：“这才像回事。”那一刻，他像在战场上听到胜利的号角，神情松弛下来，却仍不放弃关注天气。日升月落之间，广播里“甘肃局部地区有阵雨”的提示，成了他最在意的战报。

冼恒汉后来对来访学者回忆：“西北问题，先是水，再是路，最后才谈产业。”有人请他写回忆录，他只写到1975年便停笔。稿纸封存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拖回到过去。”落款的日期，仍然附上了当天兰州市的降雨量。

冼恒汉的一生，既有巧合也有必然。巧合在于时代把他推到甘肃省第一把手的位置；必然在于他早年漂泊西北，与这片土地结下的宿缘。离岗后的他再没机会主持大工程，却用每日关注天气、传授喷灌经验的琐碎方式，守着对甘肃的承诺。有人说这是一种“停不下来的习惯”，也有人说那是一位老兵的固执。在这片曾经干裂的黄土地上，这份固执或许正是一汪不竭的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