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政治的悲剧能否避免？——米尔斯海默对话萨克斯（中）

在上篇中（米尔斯海默vs萨克斯：安全圈与势力范围之辩（上）），我们聚焦约翰·米尔斯海默与杰弗里·萨克斯两位学者围绕“安全势力范围”的核心理论分歧。

米尔斯海默秉持现实主义逻辑，认为大国间的安全竞争与影响力范围争夺具有必然性，构成“大国政治的悲剧”；萨克斯则试图以“安全势力范围”概念突破这一困局，主张大国应彼此远离邻近区域的军事存在，通过相互克制实现和平共处。

理论的价值终究需要历史的检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过往的大国互动史，这场争论能否找到更清晰的答案？历史案例又能否为“大国政治的悲剧能否避免”这一核心问题提供启示？

面对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论断，萨克斯首先以历史案例为支撑展开回应。他明确指出，自己提出“安全势力范围”的核心出发点，是核时代的残酷现实——大国冲突一旦升级为核战争，将导致相互毁灭的灾难性后果，《原子科学家公报》将“末日时钟”调至距午夜仅剩89秒，正是当下世界危险程度的直观写照。在这一前提之下，历史上并非没有大国自我克制、实现长期和平的先例。

美国的两位罗斯福总统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对比，便是极具代表性的案例。西奥多·罗斯福秉持帝国主义思维，提出“门罗主义罗斯福推论”，实质是将西半球视为美国的专属势力范围，推行“想踢谁的屁股就踢谁的屁股”的霸权逻辑；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在1933年就职演说中提出“睦邻政策”，明确承诺不干预美洲其他国家的内政、不搞秘密政权更迭。萨克斯强调，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期间，这一政策得到了切实执行，证明“一个明显占优势的大国出于长远利益而实行自我克制”并非不可能。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明朝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孔夫子和平”。在这数百年间，作为地区霸权的中国，与越南、朝鲜、日本等周边小国之间几乎没有爆发战争。萨克斯分析指出，当时的中国仅要求周边国家承认其“天朝”地位、表达尊重，并未索取不公平贸易条件、侵占领土、掠夺资源，这种基于尊重的睦邻关系，维系了数百年的和平稳定。

这两个案例共同指向萨克斯的核心主张：大国之间并非只能陷入零和博弈的竞争，通过相互尊重、远离对方邻近区域的军事存在，完全可以实现和平共处。

萨克斯的论述暗含着对“囚徒困境”的破解思路。在他看来，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与恶性竞争并非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双方都投入大量资源，最终却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没有赢家。

经典的“囚徒困境”中，一次性博弈容易导致双方背叛的纳什均衡，但在重复博弈中，通过互惠、声誉效应、集体惩罚等机制，完全可以促成合作。核军控条约的实践便是例证：尽管美国曾单方面退出部分条约，但苏联/俄罗斯始终遵守相关约定，证明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机制能够发挥作用。肯尼迪推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就曾强调，这一条约对美苏双方都有利，相对于无节制的军备竞赛，是互利共赢的正确选择。

冷战时期大国间的相互克制，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合作的可能性。萨克斯特别指出，地理距离与军事存在的临近程度，是影响大国冲突风险的关键因素。

美国当年坚决反对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引发古巴导弹危机，险些酿成核战争；如今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至乌克兰、格鲁吉亚，本质上也是出于同样的安全关切——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容忍其他大国在自己的边境部署导弹系统，让对方拥有“三分钟打击”的能力。

冷战时期，美苏双方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但在核心的邻近区域保持了一定克制，比如通过《中导条约》消除在西欧部署的中程导弹，避免了冲突的直接升级。这种克制并非源于理想主义的道德感召，而是基于对彼此实力与风险的理性认知，是负和博弈下的最优选择。

德国问题作为冷战时期的核心议题，成为萨克斯与米尔斯海默深入交锋的焦点。萨克斯认为，二战后美国拒绝接受斯大林和乔治·凯南提出的“中立、非军事化德国”方案，转而推动北约建立并将联邦德国纳入其中，是错失了更早结束冷战的机会。在他看来，一个中立的德国能够让美苏双方都避免直接对抗的风险，是兼顾各方利益的理性选择。

但米尔斯海默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尖锐反驳，他从现实主义的“相对收益”逻辑出发，指出萨克斯的论述存在关键漏洞。米尔斯海默强调，囚徒困境模型并不适用于大国政治，因为囚徒困境关注的是“绝对收益”——只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不关心对方的收益多少；而大国政治的核心是“相对收益”，各国极度在意彼此权力的此消彼长。

就德国问题而言，米尔斯海默认为，二战后将德国分裂是当时的最佳选择：没有人能够保证一个1945年中立的统一德国，在20或30年后仍能保持中立。考虑到德国的潜力，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过高，分裂德国能够有效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霸权威胁。

回溯历史，若能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就将德国分裂并维持，或许就能避免二战的爆发——这种基于“最坏假设”的冷酷决策，正是现实主义应对不确定性的核心逻辑。

核威慑的特殊性与局限性，进一步深化了这场争论。萨克斯将核威慑视为改变大国竞争逻辑的关键变量，认为“核革命”让大国战争的代价变得不可承受，因此相互确保摧毁（MAD）的机制能够对大国形成强大约束，迫使各国放弃极端的军事对抗。

在核阴影下，大国必须重新审视竞争的边界，“安全势力范围”正是在核威慑背景下，为大国提供的一种规避冲突的理性选择——通过远离对方的军事敏感区域，消除“贴脸”式的挑衅，避免因误判或突发事件引发核战争。

但米尔斯海默并不认为核威慑能够彻底消除大国竞争的本质，反而强调核威慑的局限性。首先，核威慑无法解决“势力范围界定模糊”的问题。在西半球、东欧等区域，势力范围的界定相对清晰，但在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要为中国等大国划定明确的“安全势力范围”边界，几乎不可能获得相关国家及美国的认可。

这种模糊性必然导致大国在这些区域的竞争，而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最终会“渗透”到所谓的“安全势力范围”内——只要现实主义的零和逻辑在部分地区存在，大国就有动机进入对方的势力范围获取优势，最终让“安全势力范围”沦为“影响力势力范围”。

其次，核威慑无法解决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与承诺不可信问题。国际社会没有更高权威来强制执行承诺，各国的意图与能力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谁也无法预测十年后各国的领导人是谁，谁也无法保证一个国家当下的和平承诺在未来不会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相互安全保证很难“粘住”，各国都会有强烈的动机趁对方虚弱时获取优势，为未来的风险做准备。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美苏在第三世界的 “代理人战争”，都证明即便是在核威慑下，大国仍会通过各种方式争夺影响力，核威慑只能约束直接的核战争，却无法阻止间接的安全竞争与冲突。

米尔斯海默进一步指出，冷战并非和平共处的证明，而是大国在核威慑约束下的“有限竞争”。美苏双方虽然没有爆发直接的热战，但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争夺从未停止，这种竞争导致了无数的局部冲突与动荡。

将冷战的相对稳定归功于“相互克制”或“安全势力范围”，忽视了现实主义逻辑的根本驱动——大国对权力与安全的追逐，才是塑造冷战格局的核心力量。即便是萨克斯所推崇的“睦邻政策”或“孔夫子和平”，也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暂时现象，无法成为普遍适用的长期模式——当权力平衡被打破、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这种和平就会随之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学者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共识：北约东扩至乌克兰、格鲁吉亚是灾难性的错误。

米尔斯海默自2014年以来就反复强调，乌克兰是俄罗斯明确的核心安全区域，俄罗斯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乌克兰成为针对自己的导弹发射平台；萨克斯也认为，美国推动北约东扩、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反导系统，是极具破坏性的挑衅行为——若俄罗斯在美国家门口部署反导系统，美国必然会做出激烈反应。

这种共识恰恰说明，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清晰地表明：大国的军事存在与势力范围扩张，必须尊重对方的核心安全关切，否则就会引发激烈的对抗。

历史的教训是复杂的。萨克斯从历史中的和平案例与核时代的现实出发，试图以“安全势力范围”为突破口，为大国规避冲突寻找一条可行路径；米尔斯海默则坚守现实主义逻辑，认为历史反复证明大国竞争与影响力争夺的必然性，“安全势力范围”无法突破这种悲剧性宿命。

这场基于历史的争论，并非简单的“和平可行”与“冲突必然”的二元对立，而是为我们理解大国互动的本质提供了两种重要视角。

那么，这场理论争论对当今的乌克兰危机和中美关系有何启示？最终篇将探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