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颠覆委内瑞拉,制裁伊朗,给予了人民币国际化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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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茂华
特朗普政府颠覆委内瑞拉政权、极限施压制裁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不仅是对主权国家的粗暴干涉,更如同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划开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表层下的结构性脆弱。这两场相隔万里的地缘政治博弈,以残酷的方式揭示了一个被长期低估的真相。这就是货币的国际地位从来不只是经济实力的映射,更是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和战略韧性的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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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被单一主权货币主导,形成了一种“美元依赖”的全球金融生态。这种依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持续暴露于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和金融制裁风险之中。2018年美国将伊朗央行列入制裁名单时,全球银行体系在24小时内切断了与伊朗的大部分金融联系,这一场景成为了当代货币权力的教科书式展示。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选择以受美国制裁的委内瑞拉和伊朗为突破口,试图以石油贸易为支点撬动美元霸权。这一选择的内在逻辑是这些国家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对替代货币需求最为迫切;能源贸易体量庞大,能够快速形成规模效应;石油作为战略大宗商品,具有超越经济范畴的象征意义。到现在,结论已然——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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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案例展现的是“政治断裂导致金融断裂”的经典模式。查韦斯时代建立的中委石油-人民币合作框架,表面上形成了从人民币贷款到石油偿还的完整闭环。然而这个闭环存在致命缺陷:委内瑞拉获得人民币后,为进口粮食、药品等民生必需品,不得不通过隐蔽渠道将其兑换成美元。这样一来,人民币就没有真正进入该国的终端流通领域,只是充当了中美金融体系间的过渡性凭证。
更具启示性的是政权更迭后的清算逻辑。绑架马杜罗总统夫妇后,美国立即启动了对委内瑞拉国家资产的接管程序。这一过程清晰地展示了现代货币战争的完整链条:政治颠覆-政权更替-金融清算-货币替代。新政权上台后的首批经济决策之一,就是将中委石油贸易的人民币结算比例骤降,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调整,而是地缘政治站队的必然结果。
伊朗案例则展现了另一种压制模式——系统性金融隔离。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和次级制裁,构建了一个覆盖全球银行的监控网络。当SWIFT系统将伊朗银行排除在外时,即使中国与伊朗建立专门的人民币清算通道,也难以突破国际贸易的“去伊朗化”趋势。更为关键的是伊朗获得人民币后,其使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中伊双边贸易内,无法转化为从欧洲购买精密仪器、从东南亚进口电子元件的支付能力。这种“闭环流动”使得人民币在伊朗的角色,更像是特定贸易场景下的代金券,而非真正的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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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场实验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货币国际化的三个核心维度:
第一维:从“结算货币”到“储备货币”的鸿沟。人民币在委伊两国的实践表明,成为贸易结算货币相对容易,但要成为国家储备货币却异常艰难。真正的储备货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兑换性、价值稳定性、投资渠道多样性。在制裁阴影下,这三个条件都难以实现。
第二维:从“双边闭环”到“多边网络”的跃迁。健康的货币国际化应呈现网络状扩散形态,而非点对点的线性连接。美元体系的力量不在于美中、美欧等单一关系,而在于其连接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的网状结构。人民币要突破现状,必须在多个重要经济体间同时建立连接点,形成“去中心化”的流通网络。
第三维:从“经济实力”到“系统韧性”的认知升级。传统理论认为货币国际化是经济规模的自然延伸,但现实显示,政治稳定性、法律可靠性、军事保障能力共同构成了货币信用的“隐性担保”。当一国连自身政权安全都无法保障时,其使用的货币自然被国际市场视为高风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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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反思,人民币国际化亟待完成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构建”的战略转型,这需要同步推进四个层面的建设:
一是基础设施层构建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扩容升级、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拓展、独立的大宗商品计价平台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应具备“去美国化”运行能力,即使在极端情况下也能保持基本功能。
二是网络构建层实现从“一带一路”到“货币走廊”跃升。应将货币合作深度嵌入“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关键区域建立区域性人民币流动池。重点培育人民币在区域产业链内部循环的能力,比如推动中国与东盟在电子产业链、与中东在能源转型领域形成人民币计价闭环。
三是制度保障层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安全网。包括扩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网络、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操作化机制、推动主权数字货币的国际规则制定。这些制度安排不仅提供流动性支持,更重要的是构建“去政治化”的金融协作机制。
四是安全保障层要发展非对称的战略保障能力。这不是要建立全球军事存在,而是要发展关键领域的保障能力。确保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远洋护航能力、保护海外关键基础设施的非传统安全能力、应对金融网络攻击的数字化防御能力。这些能力构成货币国际化的“最后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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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货币体系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点。美元武器化的过度使用正在侵蚀其制度信用,2023年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已降至58%,为25年来最低水平。这种趋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结构性机遇,但机遇的窗口不会永远打开。
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不在于寻找下一个“地缘政治洼地”进行套利,而在于完成三个根本性转变:从依赖特殊关系转向依靠普遍接受,从追求统计数字转向构建生态体系,从规避美元体系转向提供美元之外的可靠选择。
这注定是一场需要战略耐心的长期博弈。历史上的货币更替很少在和平时期完成,但也从未有过中国这样体量的经济体推动货币国际化的先例。人民币的真正考验不在于能否在某个国家取代美元,而在于能否构建一个足够稳健、足够开放、足够可信的替代方案——这个方案要能让中小国家在面临压力时说:“我们还有一个选择。”
当那一天到来时,人民币国际化将不再是需要刻意推动的“战略”,而是全球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条道路需要一代人的持续努力,但它的终点将不仅是一个货币的国际化,更是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平衡、更加稳定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条道路上,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教训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出发的起点——一个从幻想到现实、从急躁到从容、从单点到系统的认知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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