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最大的国家元首接过了年纪最小的使节国书——我的中国记忆

尽管我在开罗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时未去过中国，但那时一直关注世界大事的我，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联合国成员国资格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当时，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在中国解放战争后造成分离的。

1971年10月25日，在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的强力支持下，第26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科威特成为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在北京设立使馆的海湾国家。

或许是命运眷顾，我于1973年被任命为科威特驻华大使。当时，我驻外经历还不足7年，却要在一个影响力日益增长、外交极其活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担任大使一职，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作为第二任科驻华大使，我于1975年8月3日抵京；8日递交国书，正式履职；直到1978年9月5日离任。

抵京5天即安排递交国书，是一个令我欣喜的意外。通常使节递交国书要经过较长时间等待，更不要说当时正值中国政府假期。

但让我惊喜的是，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告诉我，按照惯例，驻华使节递交国书都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而这次，也是史上首次，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离京几小时火车车程的北戴河避暑地接受我递交国书。这让我明显感到中国政府对科威特的重视，并以特殊方式表达对科方的赞赏。

1975年8月，朱德委员长接受科威特驻华大使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艾布哈桑递交国书。 图源：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公众号

当时的我才32岁。我依然记得，已年近九旬的朱德委员长在接过我递交的国书时说，年纪最大的国家元首接过了年纪最小的使节的国书。

面对中国政府作出如此友好安排，我告诉自己：要在工作中加倍努力、竭尽所能，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卫生等各领域的合作，并协调两国各部门官员开展互访。

1977年5月5日，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萨巴赫。 图源：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公众号

1977年5月5日，时任外交大臣、已故埃米尔萨巴赫率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这是在我任内最重要的访问之一。

前埃米尔贾比尔有次接见我时，明确要求我思考科威特如何向中国学习，把科部分沙漠，尤其是靠近海水淡化站的地区变成农田。

他还表示，科企业可从中国采购各式办公、学习用品。当时中国相关产品以质量好著称，这也说明贾比尔埃米尔对中国的能力十分了解。

1977年11月18日，王震副总理会见科威特卫生大臣阿卜杜·拉赫曼·阿瓦迪。 图源：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公众号

我曾成功安排时任卫生大臣阿卜杜拉赫曼·伊瓦迪于1977年11月28日访华。这为今天中国向科派遣针灸、物理治疗和护理医疗团队的持续合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1978年5月4日，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科威特工商会会长阿卜杜勒·阿齐兹·萨格尔。 图源：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公众号

时任商工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萨格尔1977年5月4日访华，恰好与萨巴赫外交大臣访华同期，这给中国政府留下了科方不仅决心发展双边政治关系，也希望加强私营部门合作的印象。

1978年7月25日，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科威特住房大臣哈马德·穆巴拉克·阿亚尔。 图源：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公众号

时任住房大臣哈马德·穆巴拉克·阿亚尔1977年7月25日访华（注：经核对原文，文字为1977年7月25日，照片注释为1978年7月25日），此访为中国企业进入科建筑行业开辟了道路。经过多年发展，建筑业已成为科中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

此外，我还着力拓展两国石油、石化领域合作，科石油部门高官也多次访华。

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对中国在科开展项目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满怀喜悦。我有幸陪同已故萨巴赫埃米尔最后一次访华，其间科中双方就道路、岛屿和城市建设等重要项目合作达成意向。

我对科中未来合作的广阔前景充满期待。在体育领域，我也促成了一些交流活动，包括时任科奥委会主席的艾哈迈德·萨敦访华。

科威特篮球队有一次来华与中国篮球队进行比赛，观赛现场座无虚席。中国队最终以98比34战胜了科威特队。赛后，我设宴招待两队。中方一位主管青年事务的部长出席。我在席间致辞，祝贺科威特队战胜中国队，而非中国队战胜科威特队，在场来宾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紧接着说：“中国的队员从约7亿人中选出，而我们科威特却只能从50万人中挑人……”一时间整个宴会厅充满了欢笑声。

基于我出使中国的经历，以及中国发展振兴、其国际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事实，在我后来担任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的23年间，我总是积极投票反对那些通常由少数国家提交的、企图让台湾省作为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这些草案无不以失败告终，持支持态度的国家也日渐减少，更不用说认同这些草案的国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科威特坚定支持中国统一的政策予以高度赞赏。

我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后，还曾有幸随时任王储兼首相萨阿德·萨巴赫亲王代表团访华。他对在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巨大发展成就印象深刻。

作者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艾布哈桑及家人留影于中国。 图源：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公众号

在中国常驻的三年里，家人一直陪伴着我。我们一家几乎走遍了北京所有的历史遗址和旅游胜地，包括七大世界奇迹之一的长城，以及天安门、颐和园、天坛、故宫、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等，还去过上海、广州等其他众多城市，度过了许多有趣的时光，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

当时亚非国家的领导人经常来华访问，中方会有数百名男女青年在机场载歌载舞欢迎贵宾。我的儿子穆罕奈德、女儿麦伊苏特别喜欢我带着他俩去看这些活动。

我夫人那时很喜欢中国文物，便买了一些有些历史的传统家具和画作，于是现在科威特的家中有了一个专门的“中国厅”。

穆罕奈德刚到中国时只有7岁，在中国的生活让他看到了中国人的严谨细致、守信履责……对他个人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认为我是幸运的，能够在职业生涯初期就担任驻华大使。我和我的家人一直对中国怀有崇高敬意，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国成为具有强大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国家，受到世界瞩目。

注：文章翻译自《我的中国记忆》一文，系科威特埃米尔宫顾问、科第二任驻华大使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艾布哈桑为纪念中科建交50周年所著，原文刊登在科威特《消息报》2021年4月11日第4版。

转自 | 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公众号（2021-4-13）

作者 |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艾布哈桑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