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师级飞行员诸惠芬：当民航总局副政委6年，拿着副团级80元工资

1956年夏天，上海徐家汇的天空格外亮。刚刚参加完高中毕业典礼的一群年轻人，站在操场边议论着未来，有人打算去考大学，有人准备进工厂学技术。就在这时，一条关于“空军在全国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的消息，悄悄改变了一个女孩此后几十年的人生轨迹。这个女孩，便是后来被空军记入英模名录的女飞行员——诸惠芬。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人们再提起她时，往往会提到另一个细节：身为正师级干部、民航总局副政委，她一连几年只拿着副团级80块钱的工资，穿得最得意的，却始终是一身已经略显旧色的空军飞行服。

一、从弄堂孤女到蓝天学员

1937年1月，淞沪战事阴云尚未散去，上海嘉定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儿。那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出生在贫民家的孩子将来会飞上万米高空。

童年对诸惠芬而言，并不温柔。她4岁时父亲因劳累过度离世，家中顶梁柱轰然倒下，母亲一人拉扯她和年幼的弟弟，清晨做短工，夜里帮人缝补。生活拮据不假，可这个家好歹还勉强撑着。

真正的打击出现在她6岁那年。母亲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兄妹俩突然成了没人依靠的孤儿。那种失根的惊慌，很难用几个字说清。两个小孩就像冬天里被风吹散的纸鸢，既看不见去处，也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

幸好，亲戚中有一位做店员的叔叔站了出来。叔叔家里本就不宽裕，多一张嘴就是多一份压力，但他还是咬咬牙把两个孩子接去同住。那时候的上海，被战争和物价折腾得民不聊生，为了填饱肚子，大人小孩上街捡烂菜叶是常事。

诸惠芬也跟着叔叔一起上街，从菜市场剩下的一堆烂菜里翻找还能入口的部分。这样的情景，持续了很多年。试想一下，一个刚刚读小学的小女孩，把篮子放在一边，一点点挑剔菜叶，这种艰涩的成长经历，在她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值得一提的是，叔叔虽然穷，却很有主见。他宁可让自己的孩子晚点上学，也坚持把有限的机会让给诸惠芬。“这孩子懂事，将来能有出息。”据同乡后来回忆，叔叔曾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随着人民政府接管城市，物价开始趋稳，市政秩序慢慢恢复。在陈毅市长的推动下，针对贫困学生的助学制度陆续出台，这对很多底层家庭的孩子来说，几乎就是改命的机会。1950年前后，诸惠芬凭借国家助学金，顺利读完中学，在书本里看到了家门口以外的世界。

日子虽然仍不宽裕，但总算有了一条清晰的路，她不用再为“要不要辍学去打工”这样的难题反复纠结。1956年6月，她以优异成绩从上海的高中毕业，成绩单上那一串高分，像是一份迟来的肯定。

二、进入空军：从预校到航校的淬火

高中毕业后，摆在她面前的选择并不算少。考大学、进工厂、去机关，每一条路都算稳定。但1956年那则“招收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的消息，明显更让这个出身弄堂的女孩心跳加快。

当时，空军在全国范围内，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飞行学员，明确提到“男女皆可报名”。在很多人还在犹豫这个职业风险太大、太辛苦时，诸惠芬已经递交了报名表。她很清楚，这一行的门槛极高，能不能过体检还不一定。但她也明白，自己如果不去试，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和蓝天打交道。

经历了一整套严格的体检、心理测试和政审，她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据说愣在那儿好几秒才反应过来。那一年，她19岁，被正式录取为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预备学员。

不久之后，她背着简单行李，踏进了徐州空军第五预备学校的大门。预校和正式航校不同，更像是飞行员的第一道筛子，文化课、军事素质、身体素质，全都得过关。训练强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有战友后来回忆，当时女学员们刚到预校时，多多少少都有些不适应。有的体重一路往下掉，有的精神压力很大。而诸惠芬却有点“反常”，训练越到后面，她反而长了几斤肉。别人累得瘦，她累得壮。这种适应力，在教员和同学眼里，是非常难得的条件。

一次午休时，有女学员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就是天生的飞行员。”这话看似随口，其实道出了一个事实——她在各项训练中表现极其突出，无论是队列、体能还是理论课，成绩都十分靠前。

1957年，她被选送到空军长春第二航空学校，正式开始飞行训练。这个阶段的学习，艰苦程度又提高了一个层级。除了常规课程，飞行理论、高空生理适应、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等科目，都对学员的意志提出了严苛要求。

高空适应训练，是很多人心理的一道坎。有人第一次上高空，心跳失控，耳鸣难忍，只能被迫中断训练。而诸惠芬胆子大、心细，对仪表、操作程序记得极快，每次实践都抢着第一个上机。她深知，飞行员的胆量不是莽撞，而是在熟悉规则之后敢于承担责任。

1968年之前的训练体系，强调“理论联系实践”，飞行员不仅要会飞，还要理解飞机的构造与性能。1958年，她以接近满分的成绩从航校毕业，被分配到空军某运输机部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飞行生涯。这一年，她21岁，肩上的担子比同龄人沉得多得多。

三、高空考验与生死任务

运输机部队的工作，远不像外人想的那么简单。和平时期，运输机承担大量军事物资输送任务；遇到自然灾害，还要负责空投救援物资，甚至直接参与疏散行动。所谓“运输”，往往正是生死之间的通道。

刚到部队时，她先接受机型改装训练。只有真正摸清一架运输机的脾气秉性，才能在突发情况里不慌乱。诸惠芬在这段时间，几乎把所有精力都压在训练场和机库里，熟悉各种仪表、飞控系统和应急程序。不同高度下的油耗、不同气象条件下的速度控制，她都记得极为细致。

完成改装后，她又陆续完成了“四中气象”等课目训练——这意味着在复杂天气条件下，她也具备独立飞行的能力。到1961年夏天，24岁的诸惠芬被任命为飞行中队长。这在当时女飞行员群体中，是极其罕见的职务提升。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她经历了一次颇为凶险的飞行。那天，机组奉命奔赴山东执行空降任务。任务强度很大，起降架次频繁，机组成员几乎连续在高强度工作状态中运转。到最后一次起飞时，已经在空中飞行了大约8个小时。

飞机刚刚平飞不久，她突然感到身体不对劲。先是发热，继而四肢乏力，握杆的手变得有些发虚。照飞行条例，飞行员突发健康问题，应尽快择机就近迫降，由其他机组接力完成任务。这样做确实安全，但必然影响任务的完整性。

据战友回忆，她当时在机舱里短暂沉默了一下，然后低声说了一句：“还能坚持。”她判断自己的意识清醒，视觉、听觉尚无异常，于是决定继续保持飞行状态，将这一次任务完整执行完毕。

飞行员一旦在高空“硬扛”，风险不言而喻。稍有判断失误，可能就是机毁人亡。这一次，她凭借坚强的意志和高度谨慎的操作，终于把飞机平稳带回机场。飞机一停稳，她下机时双腿发软，几乎是被战友扶着走下舷梯。

送往医院检查后，才查明她患上的是疟疾。高热、乏力，本就是疟疾的典型症状，只不过在高空时，症状来得格外凶猛。这起事件在部队内部引起不少震动，既是一次风险复盘，也是一次对她战时心理素质的真实考验。

类似的硬仗，在她后来的飞行生涯中并不罕见。1963年夏秋间，河北、河南、山东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多地被洪水围困。那一年，中央组织多方力量救灾，空军运输机部队承担了大量空投粮食和物资任务。

诸惠芬所在机组，负责向多个被洪水隔绝的村落空投必需品。洪水之中，地面标志多数被淹没，连地图上的标注也失去了精确意义。特别是一些面积较小、人口较少的村子，常常在航图上只有模糊位置。

后河村就是这样的例子。村子不大，在大比例尺地图上找不到准确记号，只能凭经验判断。机组在空中盘旋多次，却没有看到明确的地面标志。多投一次，就多耗一份燃油；晚投一刻，村里就晚一刻拿到粮食，这种时候，飞行员心里其实是有压力的。

对诸惠芬来说，这个任务另有一层特殊意味。童年挨饿的记忆在她脑海里始终鲜明，她很清楚“粮食迟到一天”的具体滋味。因此，她决定主动降低高度、扩大搜索范围，从有限的地面线索中找到目标地区。

在低空飞行中，他们终于看到了还露在水面上的电线杆顶端。她立刻决定沿着电线的方向继续搜索。大约10分钟后，机组在视野中捕捉到一片屋顶残影和几面摇动的旗子，有村民在拼命挥动衣物示意。确认位置无误后，机组迅速组织空投，将粮食和紧急物资尽量投放在村庄中心附近。

这次任务之后，很多被困群众得以撑过最艰难的时刻。抢险救灾的飞行，与战时作战不完全相同，但对飞行员的技术和心态要求并不低。既要胆大，也要细心，既要讲原则，也要懂得灵活判断。

1964年，27岁的诸惠芬因长期表现突出，被空军授予“优秀女飞行员”荣誉称号。这个称号在空军历史上极为特殊，至今她仍是唯一一位被正式授予该称号的女飞行员，也是唯一被写入《空军英模名录》正文部分的女飞行员，这一点，足以说明她在当时的地位与贡献。

此后，她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成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对于一名从贫民家庭走出的普通女孩而言，这样的履历，在当时的军队系统中相当罕见。

四、从蓝天到民航：职务越高，生活越朴素

1973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二十多个年头，国家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那一年，36岁的诸惠芬被越级任命为中国民航总局副政委。这一任命的跨度不小，从空军飞行部队到民航系统的领导岗位，她的角色发生了明显变化。

在民航总局，她更多地参与到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以及飞行员管理制度的完善中。身为副政委，她要接触的，不再只是某一个机组，而是一整套系统中人与事的协调。工作方式变了，但那种从部队带来的干练作风没有变。

外界看起来，这是一次显著的提拔。正师级干部，职务极为体面。然而，当时干部管理制度有一个特点：职务与工资级别，并非完全同步调整。很多干部被提拔到更高岗位后，薪级却还停留在原有档次，调整需要一定时间，有些甚至长期错位。

诸惠芬就是明显的例子。她在民航总局担任副政委的6年里，工资标准始终停留在副团级，只有80块钱。用当时的话说，这点工资在北京维持基本生活勉强够用，但绝对谈不上宽裕。

有同事劝她：“你这个级别，多少得体面一点，衣服也该添几件好看的。”她却笑笑，说得很干脆：“那身飞行服最好看，别的都不习惯。”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藏着几十年飞行员的职业认同感。飞行服在她心里，不只是制服，更是一段人生记忆的凝固。

实际上，那些年她的生活一直比较节俭。舍不得在吃穿上花太多，她习惯把钱攒着，或者接济有困难的亲友。相比题名、职务和工资，她更在意的是能否把手里的工作干实，把飞行员这支队伍管好。不得不说，这种价值排序，在今天看来依旧颇为难得。

1979年，42岁的诸惠芬重新回到空军系统，调任武汉后勤部副政委，职务为正师级。后勤部的工作琐碎却关键，装备保障、物资调配、战备储备，每一项都关乎部队战斗力。她在这里继续发挥多年飞行与管理经验，把更多精力放在保障体系完善上。

从1960年代初的飞行中队长，到1970年代的民航总局副政委，再到1979年的空军后勤副政委，诸惠芬的人生轨迹，其实一直围绕一个核心——为飞行事业服务，只是站在的角度逐渐从驾驶舱移到了更高一层的组织管理岗位。

回头梳理她的一生，从上海弄堂里那个帮着大人捡烂菜的瘦小女孩，到万米高空驾驶运输机执行任务的中队长，再到拿着副团级工资、身居正师级岗位的副政委，她的经历的确算不上“顺风顺水”，却始终有一条主线没有断：认准了飞行这条路，就一直没有偏离。

在那一代军人身上，很容易看到类似的特点：待遇未必优厚，职位也不一定光鲜，但只要组织信任，只要岗位需要，就可以踏实干下去，不计较一时高低。诸惠芬的故事，恰好是这一代人的缩影之一。

从挨饿的童年，到不惧险情的飞行岁月，再到工资级别滞后于职务的领导岗位，她用几十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一个人如果能在一件事上坚持到底，哪怕出身并不显赫，条件并不优越，也一样能在国家的关键领域，留下清晰而可靠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