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超哨响，民间笔响：泰州的新大众文艺浪潮

在江苏十三市中，泰州的形象有点“糊”。论经济，它处在“苏中”，不上不下；论名气，似乎总被西边的扬州掩盖了光芒。甚至有人调侃它处在“环泰高铁经济圈”里——四周高铁飞驰，唯独它还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站。

直到它因苏超的足球荣耀骤然闯入聚光灯下，许多人才恍然惊觉——这座在江苏没啥存在感，甚至一直被看作“扬州小弟”的城市，原来藏着如此激越澎湃的篇章。

从抗金遗风到苏超热血，从北宋文枢到明代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再到眼下新大众文艺浪潮沛然兴起……泰州的故事，从来不是单线条的。它就像一块多棱的宝石，每一面都折射出不同的光彩：务实的、风雅的、平民的、刚健的、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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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泰州，绝非等闲之辈。它有一个更为古老的名字：海陵。“陵”，在楚语中意指水边高地。

地处江海之交，泰州自古便是天然粮仓。西汉文学家左思在《三都赋》中写道：“矖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那囤积如山的“红粟”，是泰州特有的香稻，也是野心家们逐鹿天下的底气。

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吴王刘濞，便看中了这座粮仓。他盘踞东南，在海陵囤积了大量红粟，铸钱煮盐，密谋造反。唐代，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骆宾王以千古奇文《讨武曌檄》助攻，一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将粮草丰足、底气十足的气势写得淋漓尽致。尽管这两场著名的叛乱最终均告失败，但泰州作为“战略后勤基地”的地位，已显露无疑。

除了粮食，盐更是古代的国家命脉。泰州地处江淮要冲，是沿海食盐销往内陆的必经之路。运盐的船队络绎不绝，带来了持续的财富与繁华。掌控着帝国的粮食与盐业命脉，泰州是真正的手握重器。

很多人不知道，在北宋时期，今日南通、盐城大片区域，都曾归泰州管辖。朝廷在东台的西溪设立盐仓，监管沿海八处盐场。三位后来官至宰相的名臣——吕夷简、范仲淹、晏殊，青年时期都曾在此担任盐官，治理盐务，体察民情。

这段历史，为泰州注入了深厚的文脉。泰州人也喜欢说自己的城市在北宋时文风最为昌盛。宋仁宗时，泰州军事推官滕子京在城南修建“文会堂”，以文会友。好友范仲淹时任西溪盐监，常来相聚。范仲淹在此写下“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的诗句，与他日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一脉相承。

有意思的是，后来滕子京谪守岳阳，重修岳阳楼，自己没写文章，却请这位从没去过岳阳的老友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文风鼎盛之时，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文坛巨擘都曾在此驻足。苏轼写诗送友赴任泰州时，还调侃此地偏远却安逸：“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虽是玩笑话，却也道出了泰州远离政治中心、相对安逸的生活状态。

文事之盛，并未掩盖武备之光。南宋初年，这里成了抗金前线，岳飞任泰州知州，曾在城北的溱潼湖畔与金兵激战。当地百姓安葬阵亡将士后撑船祭奠，竟逐渐演变成一项流传至今的民俗——溱潼会船节。与广西山歌节、四川火把节、哈尔滨冰雪节一起，被列为全国十大风情旅游节。

每年清明，数百条船只、上万篙手在湖面云集，竹篙如林、千舟竞发，岸上观者如潮，声势浩大，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水上庙会”。一文一武，在这片水土上交融得如此自然。

溱潼会船节之所以能“甲天下”，离不开里下河地区独特的水网环境。古时，长江、淮河、黄海在此交汇，泰州因此得名“三水”。“泰”字拆开来看，正是“人在三水之中”。过去这里不通公路，家家有船，人们出门办事都是以船代步，撑船而来、搭船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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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北宋是泰州文采的外显，那么明代则是其思想内核的迸发。王艮，这位出身泰州安丰盐场的灶丁，少年时识字不多，后来却成为心学大师王阳明门下最杰出的弟子之一，并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泰州学派”。

他的核心思想极其朴素又极具革命性：“百姓日用即道”。他认为，“圣人之道”并非高深莫测，就存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穿衣吃饭、劳作作息皆是“道”。这声呐喊，将哲学从精英书斋拉回到市井街巷，是一场指向平民的启蒙。

黄宗羲盛赞：“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搏龙蛇。”这一学派的精神气质，塑造了泰州乃至江淮地区独特的人文底色：接地气、重实务、敢为先。

这片土壤孕育的文化名人，也往往带有这种平民视角与叛逆精神。写下“难得糊涂”的“扬州八怪”主将郑板桥是兴化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兴化人；评话宗师柳敬亭、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戏曲大师梅兰芳、书法家高二适……都是泰州子弟。值得一提的是，以《美食家》闻名的作家陆文夫，写了很多关于苏州的小说，有“陆苏州”之称，很多人以为他是苏州人，其实他是地地道道的泰兴人。他们来自民间，关注民间，最终成为了丈量时代的精神刻度。

进入当代，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流派”，承袭了那份关注日常、书写平民的传统，让“里下河”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上的重要文化符号。前不久，江苏省作协换届，兴化籍毕飞宇连任主席；兴化籍朱辉、庞余亮，靖江籍祁智当选副主席。一城四作家跻身主席团，成一时佳话。

更令人欣喜的，是眼下一股自下而上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正在这里沛然兴起。他们不是专业作家，而是退休工人、企业主、教师、陪读妈妈……馄饨店主常玫瑰，在女儿鼓励下开始写作，记录馄饨店里的百态人生；农妇王玉兰，劳作半生后拾笔创作，创办“阿紫文学沙龙”，为草根写作者提供园地；企业主王思本小学毕业就辍学，却有一个放不下的文学梦，自己创办公众号，给所有投稿者发稿费；聚集6000余名创作者的坡子街作者群“大众读、大众写、写大众”……

他们的写作，无关名利，纯粹是“我手写我心”。如同苏超，踢的是最真诚质朴的足球。

正如毕飞宇所说，常玫瑰真正打动他的，是她和女儿的对话——女儿建议母亲“拿起笔来”。他认为，这背后是泰州人通过阅读与写作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的文化自觉与家庭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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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泰州似乎总与王霸之业擦肩而过，但或许，这正是它的福分。这里自古少经战乱，百姓生活安稳富足。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游历至此，称赞泰州“这城不很大，但各种尘世的幸福极多。”抗战时期，江苏省政府曾一度迁至兴化，也是看中了这里水网密布、偏居一隅的自然环境。

据勘查统计，泰州城区河湖面积占比高达14%，这一比例在江苏是最高的。水绕城、城抱水，街河并行，水巷幽深。叶兆言就说，泰州其实比苏州更有资格被称为“水城”。

今天的泰州，发展得不急不躁。就像它的性格一样，沉稳而深厚。它有水乡的温婉，不是江南，胜似江南；它有文化的底气，从文昌北宋到泰州学派，从里下河文学到新大众文艺，脉络清晰；它更有生活气息，黄桥烧饼、鱼汤面，日常而踏实。

苏超冠军的荣誉，让我们重新审视泰州这座被低估的城市。这里不是任何地方的“小弟”，它一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脉络中，一个文武双全、自成一格的“实力派”。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文 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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