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杜聿明申请去秦城农场从事劳动，负责种葡萄，说：挺辛苦

1958年仲夏，朝阳刚露，五云山脚下的葡萄架滴着露珠。杜聿明弯腰掐掉多余的卷须，汗水顺着鬓角滑落。不到一年，他就要年满五十七岁，这位昔日的装甲兵统帅，如今在秦城农场为一串串青涩的果实忙碌，旁人远远看去，大概想不到他曾率十万大军鏖战徐蚌。

这样的场景源自他主动提出的请求。年初农场筹建劳动班，管理处原本没把杜聿明列入名单，理由很简单——他身体不好，又年纪偏大。可他接连找管教谈话，态度坚决。第三次汇报结束时，他只说了六个字：“还能出一份力。”

开赴农场那天清晨，载人卡车摇摇晃晃驶出功德林。车厢里，廖耀湘把破旧棉衣塞到杜聿明身下，憨声道：“老杜，别闪了腰。”他摆摆手，望着车窗外倒退的城墙，心里默念的却是1937年淞沪会战夜雨如注的钢炮声。时局翻覆，人事全非，眼下最紧要的竟是一株葡萄能否顺利结果。

到秦城后，杜聿明被编进技术第四组。葡萄是个细致活，他一窍不通，索性自费买来《果树栽培技术》。“产量不行，大伙儿嘴里没甜头，改造也缺劲头。”这是他给组员打气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遇到难题，他便去找场部老吴探门道。有人打趣：“老杜，你原先摆的是沙盘，如今整天蹲地里捉虫子，不嫌掉份儿？”他笑答：“战争打输了，该服气；葡萄种不好，同样没面子。”句子简短，却透出几分苦涩。

切换到更早的1956年1月10日，全国二百多名国民党高级战犯被集中到功德林礼堂。管理处宣布由战犯自选代表组建学习委员会，这种做法让不少人面面相觑。杜聿明则用笔记下讲话要点，回到寝室反复琢磨。那晚廖耀湘半开玩笑地嘀咕：“看你那劲，真成书呆子了。”

功德林图书馆新到的大量社会科学读物迅速占据了杜聿明的空闲。翻阅《共产党宣言》时，他对身后年轻看守感叹：“这东西要是提前十年看到，许多事也许会不一样。”书页沙沙作响，窗外北风呼啸，沉默被吹得有些透亮。

身体渐好，他把精力投到劳动改造里：烧炉、扫院、修喷雾器、改短皮袍。那只被他拆洗重装的喷雾器，菜圃里至今仍能用——这段小插曲在功德林时常被提起。不得不说，动手能力在军旅生涯里未必显眼，却令他在狱中赢得了异样的尊重。

1957年功德林对外开放探视，一波波来访把沉闷氛围搅动得活络起来。张治中、程潜、傅作义先后到访，茶桌前阔别多年的同窗握手言笑，也有些人默然无语。张治中语气沉稳：“我们当年拥护孙先生革命，如今仍要面对民族大义。”言辞不激昂，却击中了不少人的软肋。

就在这种氛围下，杜聿明的思想继续松动。一次夜深，文强低声与他探讨长沙起义：“老陈当年跟得紧，为何突然转向？”杜聿明停笔，想了片刻，只回了六个字：“大势已不可逆。”短短一句，透露出对时代流向的认同，也昭示了内心裂变。

再次把镜头拉回秦城。葡萄藤进入花期，授粉窗口短暂而金贵。第四组连夜搭灯，手持鹅毛扇轻轻摆动。几个小时后，月亮偏西，杜聿明揉着肩膀长叹：“吃葡萄容易，种葡萄真不轻松。”这句朴实的话很快传遍农场，成为大家伙调侃劳累的口头禅。

1959年12月4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第一批十名高级战犯获得特赦。名册上第二个名字便是杜聿明。领到释放证明那刻，他把视线投向窗外，北平初冬的天空透着薄蓝。有人问：“今后有何打算？”他略顿，说得很轻：“先把身板养好，再想法子继续做点事。”

从张老庄被俘到踏出秦城，整整十年。前半段人生写满冲锋陷阵，后半段却被锄头、拖把、葡萄枝改写。对于旁观者，这是一位将军；对于他自己，那些在土壤里翻滚的日子才真正让他体会到“挺辛苦”三字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