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起义后，傅作义密信蒋介石：我会留在绥远寓兵于农，趁机而动

1949年1月22日夜，北平西长安街的路灯还亮着，城里却已悄悄开始一场大搬家。守城部队分批撤出，老百姓只看到整齐的马队卷着尘土出了德胜门，却不知道几小时前，傅作义已在中南海签下“和平解放”字据。自此，平津战场的枪声戛然而止，大局骤变。

同一天的南京，蒋介石在一片沉闷的空气中“引退”。临出门前，他把国防部长徐永昌叫到书房，递上三句话：劝傅作义与中央保持一致，争取南下，能带多少精锐带多少。话音不重，分量极沉。徐永昌懂得，这位同僚兼老乡是唯一可能把华北局势再度搅浑的人。

1月12日蒋徐密谈，12日傍晚徐永昌即登机北上，22日抵北平后径赴中南海。两人关上门，一个想“挽回”，一个早已“另起炉灶”。傅作义并未透露协议已定，却轻描淡写地说北平机场扩建难成，精锐走不了；接着抛出“去绥远整顿旧部，再赴台湾任随员”的说辞，等于给徐永昌留了一个似真似假的“希望”。

从表面看，这位晋军出身的“一方诸侯”彻底倒向中共，但他仍握有绥远二十余万兵马，那是他真正的底牌。天津已破，北平孤城，傅作义知道硬拼没有胜算，于是捧出“保全古都”的高帽自居。舆论阵地里，他被誉为“万众生佛”；解放军前委却清醒判断——败局已定，这是现实逼出的和平。

1月31日毛泽东写下《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语点破“兵败”二字。文章传到南京，蒋介石摇头叹气；传到北平，傅作义脸色难看，连夜向国民政府申请护照，还想要一架飞机“随时离境”。摆在他面前的是“三条路”：去台湾、留华北、赴绥远。第一条太被动，第二条没根基，他遂赌第三条。

2月下旬，傅作义偕章士钊等赴西柏坡，面见毛泽东。房间不大，气氛却颇含机锋。谈完出来，他对亲信低声道：“不走也难。”心情沉重可想而知。3月26日，他原定由美制运输机离城，恰逢中央机关迁驻北平，机场警戒森严，飞机降不了，计划泡汤，他不得不继续拖。

4月1日，他递上《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要点是：暂缓改编，军粮自理。与此相对，南京财政部却削减绥远拨款，导致部队尴尬地陷入“两不靠”状态。为了活下去，也为了留后路，傅作义对共产党释放善意，对国民党保持暧昧，一张“中间人”面具戴得滴水不漏。

夏天的沙漠热风让人烦躁。7月14日傅作义写信给毛泽东，痛斥蒋介石封锁海口、寄望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封信字里行间显露了他“靠拢”倾向，但话锋一转，又批评“解放军推进太快，后方易空”。既表忠，又示警，他想左右逢源。

8月1日徐永昌飞抵绥远，劝董其武转进青藏，与马鸿逵会合。“共产党能走两万五千里，我们为什么不能走三万里？”徐永昌自我打气，却说服不了董其武。董其武回话谨慎：“此事待傅总裁定。”意思再明白不过——看傅作义。

8月28日，傅作义终于踏上了归绥的火车。薄一波提醒部下：“他跑不了，真跑了也没事。”这番判断后来被证明正确。徐永昌一连几天与傅作义夜谈，想把人再拉回南京。傅作义问：“广州守得住？美援有几成？”徐永昌只得硬撑：“很有希望。”一句空洞承诺，让对方心底那根线断了。

9月18日，绥远起义电文发出。次日夜，傅作义与徐永昌最后一次碰面。他递上一份给蒋介石的密信，自称将“寓兵于农”，保存干部，待新政权遇困再起兵。说到激动处，他哽咽道：“最后总会报答蒋先生。”徐永昌只能回答两字：“珍重。”对话至此，旧同僚不同路，命运拐弯。

9月20日徐永昌到重庆复命，蒋介石翻完信纸摇头：“难成，画虎不成。”与此同时，傅作义返回北平，向华北局提议在后套修水利、办合作农场。毛泽东随即任命他为水利部部长，把这位“寓兵于农”的设计者牢牢系在政务之中。

抗美援朝爆发后，傅作义主动请战，提议把原绥远旧部抽调入朝。师哲回忆，他还交出私藏电台与枪支，承认确有两手准备。毛泽东只说一句：“留着用吧。”这句轻描淡写，却让傅作义彻底放下旧梦。此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水利建设，再没谈过“趁机而动”。

1974年，病榻上的他给台湾友人录音：“二十五年的事实说明，当年的决定没有错。”昔年密信早成废纸，寓兵于农的蓝图也被新中国的进程湮没。尘埃落定，历史向前，他的“第三条路”在现实中再无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