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进口潜艇电机故障，老外借口不懂理论拒赔，中国小伙：我教你

“外国专家说没人能修这台潜艇电机，马伟明一句话砸了场子——‘不懂？我教你！’”

他们说，全世界没人能解决的问题，偏偏被一个中国青年解决了。没出国门，没看机密图纸，连那外国专家都不吭声了。不是玄幻小说，也不是励志鸡汤，这是1997年真实发生的事。

人在场，局就变了

1997年，中方采购的潜艇用电机在试运行阶段出了大问题，电机一到某个转速区间就开始不稳定地震荡。这类“固有震荡”说白了就是电机在特定条件下自己抖成一团，没人能控制它，潜艇要是在水下出任务时遇上这事，那就是硬生生玩命。

当时这台电机是从国外进口的，合同也签了，钱也交了，出了问题自然要找人解决。中方专家组去找对方谈判，结果对方一脸无所谓：“这不是我们产品的问题，这问题你们国家解决不了，我们也解决不了，全世界都没办法。”

这话说得不轻。意思是：你们搞半天也就是买个技术，真要出了问题，认命吧。

可他们没想到，房间角落里坐着个三十出头的中方代表，没穿西装，一身军校制服，神态平静。他走上前，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参数，然后静静地说：“你不懂，我可以教你，不收学费。”

外国专家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

这人不是“修电台的”

1975年，江苏扬中。一个15岁的男孩刚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家里却不让他去读，理由很现实：家里穷，读书花钱，不如早点学门手艺养家糊口。

这男孩叫马伟明。那天他没吭声，把通知书揣进抽屉，就准备去镇上找个修无线电的师傅学点技术。谁也没想到，这几乎改变了中国潜艇未来的命运。

他数学老师知道后，急了，拎着一堆成绩单跑去他家做工作。她对马父说得一句话最打动人：“这孩子脑子太灵，理科几乎全是满分，不上学太可惜了。”

马父想了几天，咬咬牙答应了。马伟明重新背起书包，几年后考上了海军工程大学，学的是船舶电气工程。在那儿，他遇到了人生第二位贵人——张盖凡教授。

张盖凡是国内电机领域数得着的专家，眼光毒辣，一看马伟明的动手能力和思维方式，就决定重点培养这个学生。

可马伟明一开始并不吃这套，他觉得军校纪律太多，束缚人。毕业后，他跑去职校教了几年书，想“自由点”。张教授知道后不死心，写信、打电话，最后干脆发话：“你必须回来读研究生！”

马伟明犹豫了一阵，终于回了学校。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真正走上了科研这条路。

追着外国人看脸色，脸都看绿了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海军开始筹备新一代潜艇，可核心的供电系统却是个大难题。潜艇用的发电机必须稳定、安静、效率高，而当时国内这方面几乎是空白。

于是，马伟明跟着一批专家被派去国外考察。那时候，中国人一去，人家就摆出一副“你们懂啥”的样子。问问题，对方不是回避就是绕弯，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意思：我们这技术你们搞不来。

马伟明没吭声，但心里憋着一口气。他回到学校后，直接跟张盖凡说：“落后不是中国的命，我要做出中国自己的发电系统。”

说干就干。他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一泡就是几年，白天画图，晚上查资料，困了用冰水洗脸，饿了就啃泡面。

当时实验室连像样的设备都没有，他们把洗手间封起来，灌上盐水模拟海水环境，就这么干起了测试。

图纸画出来，工厂却不敢接

图纸终于画出来了，马伟明拿着设计稿跑了好几家工厂，全都摇头：“这活太难，做不来。”

最后有一家厂老板看他们几个年轻人天天背着工具包满城跑，被打动了：“给你们试试。”

可试也不是说做就做的，他们团队亲自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干。那年夏天，武汉三十多度，车间跟烤箱一样。他们每天坐公交来回六十多公里，从来没叫过苦。

几个月后，样机出来了。那年马伟明才27岁。

自己做的电机，和外国货一比，真相就出来了

样机出来后，马伟明干了件很稳的事：把自己做的和进口的电机一起做测试。

结果发现，国外那台贵得出奇的电机在某个阶段竟然会发生“固有震荡”，而他们自己的机器反而没问题。

这是个大事。因为这种震荡属于业内难题，很多国家都搞不定。如果这问题解决不了，那潜艇就像装了个不定时炸弹。

马伟明决定把这个问题拿到谈判桌上说清楚，对方却连看都不看报告：“我们产品没问题。”

这话让他彻底坐不住了。他把电机拆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分析，最后找到了震荡的根源。不仅如此，他还在几个月内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判据公式，能精准预测并清除震荡。

这套理论一出来，几十位专家开鉴定会，有老院士当场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说：“你们做的事，意义不亚于当年的核武器研究。”

六年后，原地开会，身份变了

六年后，进口电机又出问题了，还是那个老毛病。

中方向对方提出索赔，对方理直气壮：“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全球没人能解决。”

马伟明没吭声，拿出笔，写下几个数值，然后拿出一张结构图。这图比对方的还全，细节标得明明白白。

对方脸色发白：“你这图哪里来的？”

马伟明说：“我们画的。”

对方不信，说要收费才能讲结构原理。

他冷冷地说：“我不收费，我教你。”

那一刻，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他们给高薪挖人，他只说一句话

这家公司后来又找上门，开口就是高薪加车子房子，还想买断他的专利。

马伟明一句话：“这不是我的专利，这是国家的。”

从那以后，他就像开了挂，他带团队又搞出了交直流双绕组发电系统、静音潜艇技术，彻底解决了“水下拖拉机”问题。

到了2008年，他又做出世界第二套电磁弹射系统，连美国都开始紧张了。

他把导师的名字，变成奖学金名字

2001年，41岁的马伟明当上了工程院院士，成为那年最年轻的院士。他当场把鲜花交给了导师张盖凡。

没多久，张教授在实验室里突发脑溢血去世。

马伟明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把所有奖金拿出来设立了“盖凡奖学金”，专门资助研究生。

他这辈子没离开过实验室

他教了七十多个博士，很多人毕业后还愿意留在他团队干。他说：“我能给你们的是平台，不是命令。”

他每天只睡三小时，眼睛布满血丝。别人度假他在加班，别人开会他在试验。

有一次他去北京出差，被硬拉去体检，结果十项指标七项不合格。

他笑着说：“不碍事，我还得干。”

马伟明不是神，也没什么传奇出身。他小时候差点成了修电台的工人，靠几个老师一把一把地把他拉出来。他不是天生就牛，而是真正扛住了那些最没人愿意干的苦活累活脏活。

他也不是一个人在干这些事，他背后是整个团队，是无数个像他一样拼命想把中国技术拉上去的科研人。

外国人说他值十个师，他回头看了一眼实验室，说：“我们这屋子里，个个都值十个师。”

这事你听完可能觉得热血，但他自己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他说：“我干的事，都是应该的。”

这不是口号，这是他真真切切过了几十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