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深秋,北京已入寒意。清晨六点,西直门外的天空泛白,聂力刚从五院试验室值夜班赶回住处,外套上还残留火药味。这位女工程师那几天心里装着两件大事:一边是型号攻关的紧迫进度,一边是感情去留的抉择。就在这条看似平行的双轨上,命运把她与丁衡高推到了同一个岔口。
再往前追溯,1930年9月,上海法租界的弄堂里,婴儿啼哭声盖过了外头汽车喇叭。彼时的父亲聂荣臻化名“李先生”,昼伏夜出。对两岁的女儿,他给不起安稳,也给不起承诺。十四年后,晋察冀司令部驻地东山坡的春风,把父女俩泪眼相认的画面定格。那一次重逢,让聂力明白:家与国家,有时一道写在行军图上。
1945年至1949年,北平、哈尔滨、石家庄,聂力换了三所学校。每到一处,她先熟悉的是警报洞口,再是课堂。抗战胜利的礼炮声没能掩住饥饿的呼吸,却点燃了求知的火苗。念完高中,她收到留学苏联的公函时已24岁,同龄人不少已成家。聂荣臻只说一句话:“年纪不是秤砣,压不住知识。”这句话后来被她抄在俄文笔记本首页。
列宁格勒的冬夜,白海的风吹得铁轨作响。留苏群体里,女生稀少。一次党支部讨论课题,丁衡高递来一份机密数据的俄文译稿,两人第一次对视。男生出身教师家庭,低调,但说起仪器结构图时眼神发亮。志趣如此相投,在异国他乡尤其显眼。1959年底,两人同时向使馆党小组递交恋爱申请表,日期并排,字体却各有棱角。
1960年7月,莫斯科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大批专家撤离,部分中国学员被要求限期回国。聂力的研究答辩被迫中断,只带着半箱书坐上回国列车。火车晃过外蒙古草原,她心里一片茫然。回到北京,父亲安慰道:尖端项目缺人手,你们这批人正好补上。文凭问题由邓小平出面沟通,教育部很快发下毕业证。丁衡高坚持留苏完成研究生课程,二人从此靠信件维系。
1961年底,他终于归国,被分配到五院同室。第一次下班后,他站在办公楼前问聂力:“咱们的申请还作数吗?”聂力抬头,灯光照在护目镜上,她点了点头。单位里议论声随即传开:女方是元帅之女,男方出身普通教师家庭,悬殊过大。议论越多,聂力越沉默。童年辗转寄人篱下的经历,让她比旁人更明白选择自主的珍贵。
1962年春,邓颖超托警卫成元功传话,请“小丽丽”和男友赴西花厅午餐。两位年轻人晚到了十分钟。周恩来端起茶盏,语气温和:“路急不怪人。”席间他问丁衡高:“你母亲近况如何?”一声“身体尚好”回答得不卑不亢。聂力听见邓颖超轻轻笑了笑,那一刻心里的石头落了地。饭后,周恩来在记事本上划了勾,这意味着长辈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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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广州留园简易婚宴摆了三张桌。没有戒指,没有乐队,却坐着五大元帅:聂荣臻、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与陶铸也赶来道喜。军中同僚调侃:这大概是历史上警卫力量最强的新娘。聂力却留意到:贺龙元帅祝酒时,故意给每位新人只倒半杯,提醒两人今后莫贪杯误事。
仪式结束,宾客散去,夜色笼住花城。房间里只有一盏壁灯。丁衡高轻声说:“忙完这阵子,再补张合影吧。”聂力笑着摇头。她更在意的是第二天八点的测试。技术报国,比婚纱照重要多了。
1963年2月4日,他们的女儿降生。北戴河海风强劲,贺龙提议:“孩子随母姓,可好?”丁衡高答得爽快:“好。”新生命取名“聂菲”,父亲留下了家名,母亲保住了执念。那年,聂荣臻五十六岁,看着襁褓中的外孙女,脸上少见地露出孩童般的笑意。
婚后,夫妻俩依旧在科研一线。1964年,“东风二号”飞行试验成功,参加数据处理的聂力整整三昼夜没离开机房。那天她走出大门,天边初雪。她突然想起广州留园那场没有合影的婚礼,也想起苏联冬夜的那节车厢。人生许多时刻无法重拍,但选择一旦落定,底片就会永久保存。
至1978年,丁衡高已是系统副总师,聂力负责多学科协调,两人仍共用一只茶缸。有人问她:“如果没有元帅父亲,你会不会走到今天?”她答:“也许更难,但总得有人踩第一脚泥。”这句半玩笑的话,道出了那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底色:从家国飘摇到导弹升空,他们把个人情感轻轻放在心底,把时代任务紧紧抓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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