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位居副局长，她却投身火化工，她去世后副总理现身追悼现场

1990年2月15日的北京，天空低垂，细雪无声地落在八宝山公墓门口。上千人自发排成长队，只为向一位默默无闻的女火化工告别。没有乐队，也没有繁复礼仪，副总理田纪云肃立灵前，深深鞠了一躬。灵堂中央的遗像里，刘素琦佩着工作牌，依旧是那副憨厚温和的笑容。

时间拨回三十多年前。1958年，推广火葬被列入北京市的民政重点。可现实并不美好：设备落后，观念保守，肯进火化车间的年轻人屈指可数，更别说是女性。停尸间里，冰冷的担架一字排开，煤气炉子噼啪作响，刺鼻的味道夹杂焦糊气息扑面而来。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刘素琦却把名字报了上去，“我能干，谁不是从新手开始？”她对车间主任说。

此时的刘素琦，户籍卡上写着“河北省无极县人”，家庭成分普通，文化程度不高，做过车站售票员，也当过打字员。要找一份清闲稳妥的内勤工作并不难，毕竟她的丈夫冯兰明那年已在北京市委办公室任职，后来又调至国务院机关，当上副局长。然而她偏偏盯上了最脏最累也最冷门的岗位。

决定一旦做出，就要闯关。第一关是心理防线。夜深人静时，炉门一开，火舌噌地蹿起，残存温度烤得脸颊生疼。运送遗体得弯腰用力，冰凉僵硬的手指触碰皮肤，很多新人当场被吓得昏厥。刘素琦也恐惧过。有天夜班，她抬一具车祸死者的遗体，半途中颠簸，一颗头颅滚落脚边，“砰”地撞在地上。同行的年轻人尖叫着跑了出去，刘素琦愣在原地，脊背发凉。那晚回家，她一个人拎着饭盒走夜路，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几次差点撒腿狂奔。可第二天，她还是提前半小时出现在炉前。自那以后，她每天故意独自巡查停尸房，把恐惧磨成习惯。

胆子大了，还要熬得住苦。老式煤气炉夏天像蒸笼，七八十摄氏度的热浪迎面扑来；冬天北风灌入，炉门一开，寒热交替，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每具遗体从推车到炉床，再到收集骨灰盒，平均要弯腰、伸手十几次，腰间肌肉拉得火辣发酸。1986年北京东长安街那起特大交通事故，31具遗体一夜之间送到车间。刘素琦上了整整12个小时的连班，汗水把帽檐打湿，棉衣油渍斑斑。等忙完，她靠在墙角，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仍坚持把现场打扫干净才下班。

第三道坎来自世俗眼光。亲朋间的聚会，她常被好心人劝：“你家老冯都当副处了，还用得着你干这行？”更刺耳的说法是“晦气”“丢人”。连孩子也皱着眉：“妈妈，你脱了那身白大褂好不好？同学老问我你干嘛的。”面对这些声音，她不争辩，只说一句，“总有人得干，咱就干好它。”

值得一提的是，她对“干好”有自己的标准。为避免骨灰误放，她用当天日期和编号做暗记；每炉结束后，她坚持在记录本上补充死者衣着、配饰、家属嘱托，字迹工整，方便遗属查找。北京市推行环保炉，她主动报名外出学习，回来后担任讲解员，把复杂流程拆解成简单口诀教给同事。那阵子，车间事故率降到零，省市同行来取经，大家都喊她“刘老师”。

工作之外，她始终低调。1983年5月，冯兰明晋升国务院某部副局长，家里来往人员突然多了。亲戚拉着她唠家常，也旁敲侧击：“女客嫂子，现在还去火化车间呀？在家相夫教子多好。”她摆摆手，“活计得有人干，不用操心我。”随后照例骑上那辆老旧二八自行车，往西山脚下的八宝山去了。

火化工岗位让她感受生死轮回的脆弱，也教会她敬畏生命。她常说，人走到最后，人人平等；能让逝者体面离去，就是对生者最大的安慰。有同行回忆，刘素琦送走过一位无名烈士。那名烈士只有臂章和钢盔，身份难辨。她在骨灰盒上郑重写下“无名英雄”，随即向遗体敬礼。那一幕，被值班警卫默默记下，后来成了北京晚报的暖心新闻。

1989年冬天，北京积雪未融。一次外出培训途中，刘素琦搭乘的吉普车与货车相撞。她在跳下车救司机时，被飞溅铁皮划伤大腿，仍坚持先将伤员送医。身上的伤未痊愈，她照旧请缨上夜班。谁也没想到，仅过两个月的2月5日，她在上班途中再遇车祸，这一次，再也没能站起来。医护人员赶到时，她尚握着那只布包，里面装的是上夜班常用的手电、记事本和一块没有吃完的白面馒头。

噩耗传到国务院，冯兰明握着电话久久无言。民政部、北京市政府、八宝山革命公墓管理处连夜筹备悼念仪式。十五日上午，追悼大厅白菊成海，挽联写道：“鞠躬尽瘁燃血火，化身尘土慰英灵。”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排队献花。当时身兼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赶到现场，他轻声对冯兰明说：“好样的，国家要记住这样的劳动者。”这句话后来被在场记者记录，见诸报端，引来无数读者的敬意。

八宝山的同事们将她的工作服整洗熨平，放进玻璃柜长期展示。许多人至今记得，这件浅灰色粗布大褂领口磨白，袖口处补了三层布，胸前别着一排奖章——北京市三八红旗手、先进生产者、首都精神文明标兵。它静静悬挂，却仿佛在提醒后辈：凡是肩负职责，就不必在意旁人的目光。

当年不便声张的辛劳，后来有人做了估算：从1960年代上岗到1990年去世，刘素琦共火化遗体约六万具，平均每天五到六具，逢大灾大难往往要翻倍。炉门打开的瞬间，烈焰映在她的眼睛里，也映照着那句话——“我是在为活人积福”。

她的女儿多年后回忆母亲时说：“小时候不懂，觉得同学笑我。现在我知道，她做的比谁都体面。”工作手册、劳模奖章、还残留烟痕的手套，一样样陈列在家中书架，成了子女最珍贵的遗物。

刘素琦没有留下宏大的口号。她曾在培训笔记扉页写下一行字：“人这一辈子，总要有人做别人不愿做的事。”这行字被同事复印贴在车间门口，后来换了新墙，也没舍得揭下来。

刘素琦以平凡岗位完成了不平凡的奉献，也给后人留下一份直白的启示——职业的高低，从不由别人评判，而在于是否尽心尽责。她的一生默默燃烧，终以炽烈之火照亮他人最后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