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的这个方子，专调慢性盆腔炎，可惜知道的人太少

那把桃木太师椅是在谷雨前三天断的。

凌晨五点，老宅堂屋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某个沉睡的关节突然撑不住重量。我举着煤油灯过去时，它正侧躺在青砖地上，一条腿从离地三寸的地方齐齐断开，断口处露出的木质像惨白的骨茬。

我没有碰它。只是把灯放在神龛下，搬了条长凳坐在两米外，静静看着。晨光从雕花木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先是照亮了断裂面上的一圈年轮——第七十一道纹路，那是椅子和我父亲同龄的证据。光继续移动，照亮了断口边缘那些丝絮状的木质纤维，它们不是新鲜的断裂，而是像被岁月蛀空的老树根，从芯子里开始酥朽。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椅子的“死亡”不是从昨晚开始，早在二十年前父亲离世时，它的某种支撑就跟着消失了。后来我远走他乡，它独自站在这个空荡的堂屋里，承受着南方雨季的湿气、盛夏的曝晒、冬日的干裂，像一个被遗忘的哨兵。断裂，只是它最后发出的、终于被人听见的叹息。

“得用同宗同源的骨头接它的骨头。”老木匠陈伯在电话里说，声音从听筒传来，带着沙沙的电流声，像是从很远的年代传来，“就像给人接骨，血脉不通，接上了也是死的。”

我在老宅阁楼的樟木箱底找到了那块木料。巴掌大小，裹在发黄的毛边纸里，纸上是我祖父的字迹：“乙酉年冬，老桃木余料，备修葺用。”算来是1945年的木头，比椅子还年长两岁。木料在黑暗里沉睡了七十八年，纹理间还渗着淡淡的松脂香，仿佛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

真正的修复是从“拆解”开始的。我小心地放倒椅子，这才看见那些隐藏的伤口：另一条后腿相同位置，木色已暗成深褐；椅面下三根承重的穿带，有两根出现了头发丝细的裂纹；最隐秘的是靠背与座面连接的榫眼，那里已磨损出一个微小的空隙，让整把椅子在无人落座时，也会发出极轻微的、持续的呻吟。

我用粉笔在这些地方画上圈。阳光移动，那些白圈在昏暗中亮起来，像某种古老的星图。椅子不再是一件家具，而是一个布满暗伤的生命体，每一道裂痕都是它与时间谈判的痕迹。

陈伯来时已是下午。他伸出右手，那是一只枯瘦但异常稳定的手，五指张开，悬在椅面上方三寸，缓慢移动，像是在抚摸一具看不见的身体。“这里，三年前就该紧了。”他的手指停在一条穿带上方，“还有这里，榫头吃得太深，把眼眶撑裂了。”

“能修吗？”

“能。”他把手收回来，在裤子上擦了擦，“但修好了，它也不再是原来那把椅子了。”

我怔住。

“每次大修，都会换掉一些东西。”他指着那块老木料，“这根暗榫会取代它自己坏死的骨头。麻绳会捆住它松动的关节。木粉和胶会填满它所有的空隙。修完看着一样，内里已经脱胎换骨了。”他顿了顿，“就像人，活到一定岁数，全身的细胞都换过一遍，你说他还是不是同一个人？”

修复进行了七天。每一天，我都觉得是在学习一门关于“失去”与“重构”的语言。

第一天是清理。要用特制的小凿子，一点一点剔除朽木，但不能多剔一分。好的木头和坏死的木头长在一起，边界模糊得像晨昏线。下手重了，伤口扩大；下手轻了，腐质残留。我剔了整整四个小时，直到露出健康木质的淡黄色，纹路清晰得像掌纹。

第三天是做暗榫。要把那块老木料削成一根三寸长、指头粗的榫子，两端略细，中间饱满。不能用电刨，只能用手刨，一推，一拉，木屑卷曲着飞起，在阳光里像金色的雪。每推十下，就要拿起来对着断口比一比，多一分则太紧，少一分则太松。这是个哑谜，木头不会说话，只能靠指尖传来的细微阻力告诉你答案。

第五天是粘合。陈伯调制的胶是用鱼鳔、牛皮和桃树胶熬的，气味刺鼻，但他说这是唯一能和桃木“说上话”的胶。胶要趁热涂，涂在暗榫上，涂在断口里，然后迅速对准，用自制的夹具固定。夹具的螺杆要一圈一圈拧紧，力量要均匀，就像中医正骨，瞬间的发力必须精准而果断。“咔”的一声轻响，那是骨头归位的声音。

第七天下午，松开夹具。接合处几乎看不见缝隙，只有一条比头发丝还细的、深色的线，像一道愈合后的疤痕。我按照陈伯的嘱咐，用四百目、八百目、一千五百目的砂纸依次打磨，最后用三千目的砂纸蘸着桐油细磨。木头的纹理在油光的浸润下渐渐浮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仿佛不是我在打磨它，而是它从长眠中一层层苏醒过来。

黄昏时分，我试着坐了上去。椅子发出一声极轻微的、满足的叹息，然后稳稳地托住了我。那种稳，不是僵硬的水泥般的稳，而是一种有生命的、带着微微弹性的稳，像坐在一个老友的肩上。

但陈伯说，修复还没有结束。

他让我拿来纸笔，口述了一份《养椅方略》：每月需用软布沾少许桐油，顺纹擦拭；每季需检查所有榫卯，以指尖轻叩辨其空实；每年梅雨前，需在堂屋四角各置生石灰一包，吸其湿气；每三年，需以热蜂蜡薄涂其隙，保其不干不裂。

“器物和人一样，”他最后说，“不怕大病一场，怕的是小病不断，无人过问。你今天修好了它，就要承诺以后好好看着它。这份承诺，比什么胶都牢靠。”

我把这份方略用工楷抄在宣纸上，装裱起来，挂在椅子旁边的墙上。椅子重新立在堂屋正中，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它投下的影子又长又稳，一直延伸到门槛外。

如今我每次回乡，第一件事就是按照方略检视它。指尖叩过每一处榫卯，侧耳倾听木头传来的声音——是坚实的闷响，还是空洞的回音。这成了一种仪式，在这一次次的叩问与倾听中，我似乎终于听懂了椅子断裂前那些年的沉默。那些沉默不是空洞，而是它用自己全部的身体语言，一遍遍发出过的、未被听见的呼救。

最近一次回去，我发现墙上的《养椅方略》纸张已经泛黄，但墨迹依旧清晰。而椅子扶手上，被我常年抚摸的地方，竟包出了一层温润的琥珀色浆。原来真正的修复是双向的——我修复了它的断裂，它修复了我与故土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

深夜独坐时，我常想，也许这世间所有需要修复的事物，无论是一把椅子、一段关系，还是一段记忆，真正的良药从来不是某种高超的技艺，而是修复者那颗愿意停下来、凑近、倾听，并许下长久承诺的心。

椅子静静立在月光里。第七十二道年轮正在它体内缓慢生长，那是修复之后新生的年轮，比之前的任何一道都更致密，更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