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原副总理孙健逝世，中央无人吊唁，谷牧：以我个人之名发唁电

1978年8月12日傍晚，天津机械厂的车间扬起了一阵热浪。就在几小时前，孙健接到北京来的电话：暂停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立即回津等待组织审查。电话挂断，他沉默良久，然后俯身把手中的样机继续装配，周围工人一时都忘了说话。没人想到，这位从翻砂坑里一步步爬到中央高位的硬汉，会在四十六岁那年被推回原点。

时间倒回二十七年前。1951年，20岁的孙健走进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那时的翻砂车间粉尘呛人，炉火烤脸，他却乐得把双手埋进热砂里练习起模。三年后，他当上班组长；又过五年，升到车间主任。基层摸爬滚打的经历，使他对工业流程烂熟于心，也让他养成了敢拍板、肯吃苦的老工人脾性。

1966年，天津市革委会需要一位熟悉生产又能稳住人心的干部，孙健被挑进机械局任副主任。调查组赶赴河北定县的乡下，看到他老父病卧土屋、妻子庞秀婷撑着一家老小。“除了孙健，没人能在这种境况里还干得这么拼。”汇报到达市委后，他被破格提为天津分管工业的副书记。1975年初，全国工业亟待爬坡，周恩来在小礼堂分工时，对最年轻的孙健说：“跑下去，三年摸透家底。”这句话成了命令，他三年里看完近600家企业，鞋底磨穿三层。

与孙健几乎同时在国务院崭露头角的谷牧，彼时主持三线建设，外界把他俩并称“一文一武”：谷牧精于宏观布局，孙健擅长蹲点解剖。私下里，孙健却自称“学徒”，见到谷牧总要半开玩笑：“师傅，我还在规矩期，哪敢把家眷接进京。”谷牧笑着摇头，却也佩服这位后生的韧劲。

1978年那通电话后，孙健重新骑上自行车，成为天津机械厂的普通工程技术员。每天两餐饭盒、一碗豆腐脑，工友打趣：“老孙，你可是当过副总理的人啊。”他嘴角一翘：“钱包就这水平，胃口也跟它凑合。”失眠症居然在车间的机器轰鸣中悄悄消失，他说，昼夜对点火花塞的清脆声，比任何助眠药都顶用。

1985年，天津市决定引进德国摩托车发动机生产线，厂里没人肯接这颗“烫手山芋”。孙健接令后，画图纸、算土建、盯设备，连着五十二天住在工地。一年后，三层主厂房封顶，装配线顺利开动。基建处的老技术员感慨：“这楼有一半是孙健的腿跑出来的。”

机械厂领奖那天，大礼堂里音乐响起，孙健抱着一条羊毛毯子走上台，全场掌声长久不停。有人站起来高喊：“孙头儿，这回是你真该得！”他没说话，只把那条毯子揽得更紧些——那是他在寒风里蹬车回家时最实在的温度。

进入九十年代，他被天津开发公司聘为“经营经理”，月薪97元，比副总理时期还高。白天他跑码头、谈合同，晚上回家照顾摔断腿的妻子。有人问他累不累，他抖抖胳膊：“比副总理轻松多了。”

1997年11月15日，孙健因肺癌在天津病逝，终年六十一岁。噩耗传出，却没有一纸中央唁电，也没有部委花圈送到灵堂。守灵的老同事愣在原地：昔日位列国务院序列的人，竟然如此冷清。三天后，谷牧在北京得知消息，叹了口气，对秘书说：“以我个人名义，发封唁电。”随后派人送到天津的花篮上，只写了八个字——“同窗昔日，共忆艰辛”。庞秀婷接过花篮落泪，轻声道：“感谢谷牧同志没忘记他。”

为什么没有官方吊唁？知情者的解释只有一句：组织认为孙健的去向早在1978年调整时已经定性，后续不再以高干待遇对待。文件冷冰冰，却抹不掉他在工厂和车间留下的痕迹。灵堂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铸工合掌低声说：“厂里人记得他，够了。”

再回看谷牧，老人一直忙到耄耋之年。恭王府、琉璃厂、国家图书馆——周恩来托付的三件事，他一桩不落往前推。2000年春，他拄着拐杖站在恭王府大门口，对陪同人员说：“事不成，没法交账。”那年他八十六岁。

孙健和谷牧，一个从炉火里走出来的实干者，一个在宏观经济战场冲锋的操盘手。两条轨迹，交汇又分离。1997年冬夜，天津殡仪馆外北风凛冽，谷牧的花篮静静立在门旁，黑底白字的挽联写得极简，却把许多人想说的话提前说完：翻砂火焰熄，但留赤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