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12日傍晚,天津机械厂的车间扬起了一阵热浪。就在几小时前,孙健接到北京来的电话:暂停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立即回津等待组织审查。电话挂断,他沉默良久,然后俯身把手中的样机继续装配,周围工人一时都忘了说话。没人想到,这位从翻砂坑里一步步爬到中央高位的硬汉,会在四十六岁那年被推回原点。
时间倒回二十七年前。1951年,20岁的孙健走进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那时的翻砂车间粉尘呛人,炉火烤脸,他却乐得把双手埋进热砂里练习起模。三年后,他当上班组长;又过五年,升到车间主任。基层摸爬滚打的经历,使他对工业流程烂熟于心,也让他养成了敢拍板、肯吃苦的老工人脾性。
1966年,天津市革委会需要一位熟悉生产又能稳住人心的干部,孙健被挑进机械局任副主任。调查组赶赴河北定县的乡下,看到他老父病卧土屋、妻子庞秀婷撑着一家老小。“除了孙健,没人能在这种境况里还干得这么拼。”汇报到达市委后,他被破格提为天津分管工业的副书记。1975年初,全国工业亟待爬坡,周恩来在小礼堂分工时,对最年轻的孙健说:“跑下去,三年摸透家底。”这句话成了命令,他三年里看完近600家企业,鞋底磨穿三层。
与孙健几乎同时在国务院崭露头角的谷牧,彼时主持三线建设,外界把他俩并称“一文一武”:谷牧精于宏观布局,孙健擅长蹲点解剖。私下里,孙健却自称“学徒”,见到谷牧总要半开玩笑:“师傅,我还在规矩期,哪敢把家眷接进京。”谷牧笑着摇头,却也佩服这位后生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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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那通电话后,孙健重新骑上自行车,成为天津机械厂的普通工程技术员。每天两餐饭盒、一碗豆腐脑,工友打趣:“老孙,你可是当过副总理的人啊。”他嘴角一翘:“钱包就这水平,胃口也跟它凑合。”失眠症居然在车间的机器轰鸣中悄悄消失,他说,昼夜对点火花塞的清脆声,比任何助眠药都顶用。
1985年,天津市决定引进德国摩托车发动机生产线,厂里没人肯接这颗“烫手山芋”。孙健接令后,画图纸、算土建、盯设备,连着五十二天住在工地。一年后,三层主厂房封顶,装配线顺利开动。基建处的老技术员感慨:“这楼有一半是孙健的腿跑出来的。”
机械厂领奖那天,大礼堂里音乐响起,孙健抱着一条羊毛毯子走上台,全场掌声长久不停。有人站起来高喊:“孙头儿,这回是你真该得!”他没说话,只把那条毯子揽得更紧些——那是他在寒风里蹬车回家时最实在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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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十年代,他被天津开发公司聘为“经营经理”,月薪97元,比副总理时期还高。白天他跑码头、谈合同,晚上回家照顾摔断腿的妻子。有人问他累不累,他抖抖胳膊:“比副总理轻松多了。”
1997年11月15日,孙健因肺癌在天津病逝,终年六十一岁。噩耗传出,却没有一纸中央唁电,也没有部委花圈送到灵堂。守灵的老同事愣在原地:昔日位列国务院序列的人,竟然如此冷清。三天后,谷牧在北京得知消息,叹了口气,对秘书说:“以我个人名义,发封唁电。”随后派人送到天津的花篮上,只写了八个字——“同窗昔日,共忆艰辛”。庞秀婷接过花篮落泪,轻声道:“感谢谷牧同志没忘记他。”
为什么没有官方吊唁?知情者的解释只有一句:组织认为孙健的去向早在1978年调整时已经定性,后续不再以高干待遇对待。文件冷冰冰,却抹不掉他在工厂和车间留下的痕迹。灵堂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铸工合掌低声说:“厂里人记得他,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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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看谷牧,老人一直忙到耄耋之年。恭王府、琉璃厂、国家图书馆——周恩来托付的三件事,他一桩不落往前推。2000年春,他拄着拐杖站在恭王府大门口,对陪同人员说:“事不成,没法交账。”那年他八十六岁。
孙健和谷牧,一个从炉火里走出来的实干者,一个在宏观经济战场冲锋的操盘手。两条轨迹,交汇又分离。1997年冬夜,天津殡仪馆外北风凛冽,谷牧的花篮静静立在门旁,黑底白字的挽联写得极简,却把许多人想说的话提前说完:翻砂火焰熄,但留赤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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