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惊人的相似：巴勒斯坦人的结局，中国史书早已有了清晰的记载

2023年10月7日，加沙边境。

推土机的轰鸣声撕裂了大清早的宁静，哈马斯的人乘着滑翔伞直接从天而降。

几千枚火箭弹拖着尾巴划破长空，那个曾经牛气冲天的“铁穹”防空系统，在这一波饱和攻击下彻底被打懵了，显得左支右绌。

这场震惊世界的突袭，让以色列陷入了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也让巴勒斯坦人迎来了更猛烈的报复。

可咱们要是把眼光往回拉一千二百年，看看当年的中国长安，你会发现这剧本简直眼熟得很。

当好心的房东收留了流浪的客，结局往往是以血换血。

唐朝的灭亡与巴勒斯坦的丧地，难道真的只是历史的巧合？

1947年7月，地中海海面上，“出埃及号”破浪而来。

船上挤满了4500多名衣衫褴褛的犹太人。

他们刚从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门口捡回一条命，眼神里全是惊恐和渴望。

对于巴勒斯坦海岸上的阿拉伯原住民来说，这是一群可怜的“天涯沦落人”。

出于人类最朴素的同情心，或者说是某种对命运的麻木，当地人压根没意识到，这艘船装载的哪是难民啊，这分明是即将颠覆他们命运的“火种”。

谁能想到，短短十个月后，这种同情就变成了噩梦？

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国。

仅仅一天后，第一次中东战争就爆发了。

战争的结局极具讽刺意味：那群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无处容身的流浪者，在战火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他们不仅守住了联合国划给他们的56%的土地，还顺势拿走了原本属于阿拉伯人的大量领土。

一夜之间，70万巴勒斯坦人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难民。

这不是什么简单的地缘政治博弈，更像是一个关于“农夫与蛇”的残酷寓言。

犹太民族带着两千年的流浪记忆，在这片“应许之地”上扎下了根，而代价是另一个民族的流离失所。

时间快进到1967年，六日战争。

以色列的空军像闪电一样摧毁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防线。

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以色列的版图在急剧扩张。

此时的巴勒斯坦人，被硬生生挤进了加沙这个狭长的地带。

高墙竖起，封锁加剧，这里逐渐变成了一个每平方公里塞着5000多人的“露天监狱”。

仇恨就在封锁中发酵。

哈马斯的崛起哪是偶然？

那是绝望土壤中长出的带刺荆棘。

从扔石块到人体炸弹，再到如今的几千枚火箭弹，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越发极端，因为他们已经退无可退。

但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公元755年的冬天，你会看到另一场惊人的相似。

天宝十四年，渔阳鼙鼓动地来。

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率领十五万精兵南下。

这些士兵大多不是汉人，而是骁勇善战的胡人。

他们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实则是要吞噬那个对他恩重如山的大唐帝国。

唐玄宗李隆基这会儿正沉浸在《霓裳羽衣曲》的幻梦中呢。

他怎么也想不通，那个在宫殿里装疯卖傻、认杨贵妃为干娘、有着三百斤肥大肚皮的“忠臣”安禄山，怎么会反？

玄宗问：“禄山腹中何物，其大乃尔？”

安禄山答：“唯赤心耳！”

这句“唯有一颗赤心”，骗过了英明一世的玄宗，也埋葬了盛唐的繁华。

这颗“苦果”，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种下了。

贞观三年（629年），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击败了东突厥。

颉利可汗被俘，十余万突厥部众成了大唐的阶下囚。

这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杀，不忍；放，不甘。

朝堂之上，群臣激辩。

大多数大臣建议将突厥人分散迁徙，彻底打散他们的部落组织，或者干脆贬为奴隶。

这在当时是处理战俘的标准流程。

但李世民想做“天可汗”。

他不仅要当汉人的皇帝，还要当草原的主人。

为了展示大唐海纳百川的胸怀，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全盘接纳。

他在边境安置突厥人，保留他们的部落编制，甚至提拔突厥贵族在朝中为官。

在长安的街头，胡风盛行，胡姬压酒，胡乐喧天。

那是一个令后人无限神往的开放时代。

李世民自信地认为，只要大唐足够强大，只要恩泽足够深厚，这些异族终将被感化，成为帝国的屏障。

可惜，他高估了人性的感恩，低估了野心的膨胀。

突厥人并没有因为汉化而忘记草原的狼性。

他们住在大唐的土地上，吃着大唐的俸禄，却时刻盯着大唐的软肋。

安禄山就是这种政策下的“终极产物”。

他利用了唐朝对胡人的信任，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巅峰。

他看透了唐朝内部的腐朽，明白那只看似强大的纸老虎一捅就破。

公元756年夏天，马嵬坡。

曾经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在禁军的逼迫下，被一尺白绫勒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

七十二岁的唐玄宗掩面而泣，这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君主，最终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

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因为当年的那个决定：引狼入室。

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大唐的脊梁骨已被打断。

繁华的长安城化为焦土，人口锐减，藩镇割据。

那个万国来朝的盛唐，从此一去不复返，只留下“国破山河在”的悲凉诗句。

历史的镜头在加沙与长安之间来回切换，虽然相隔千年，剧情却如出一辙。

唐朝为了“天可汗”的虚名，接纳了心怀异志的突厥；巴勒斯坦为了原本的善意或无奈，容留了绝境中的犹太难民。

前者导致了帝国的崩塌，后者导致了家园的沦丧。

犹太人在两千年的流浪中学会了生存的残酷法则：安全感只能建立在绝对的力量之上。

从《旧约》里的复国梦，到现代以色列的坦克履带，他们信奉的是“铁与血”。

而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从1948年的帐篷，到2023年的废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仅要生存，还要扩张的对手。

这不仅是土地的争夺，更是生存空间的零和博弈。

在加沙的断壁残垣中，当我们看到那些从地道里钻出来的哈马斯战士，是否会想起当年安禄山麾下的那些曳落河骑兵？

他们都是在被压抑、被利用、被忽视的边缘地带，积蓄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以色列在加沙修建的高墙，挡得住行人的脚步，却挡不住仇恨的蔓延。

唐朝在边境设立的羁縻州，安抚得了胡人的身体，却安抚不了他们的野心。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死局。

强者以为宽容是自信的表现，弱者以为隐忍是生存的智慧。

但当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或者当外部环境出现裂痕，曾经的“宽容”就会变成致命的毒药。

2023年的战火还在燃烧，加沙的惨状每天都在刷新人类的认知底线。

而大唐的教训，早已写在泛黄的史书里，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

《左传》成公四年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句话被后世无数次引用，常被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但在残酷的地缘政治和生存斗争面前，这往往是一句被鲜血验证过的谶语。

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却唯独在这一点上失了算，让大唐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巴勒斯坦人或许没读过《左传》，但现实用最残酷的方式给他们上了一课：在国家利益和族群生存面前，善良如果缺乏力量的支撑，往往就是毁灭的开始。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它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

不管是长安城的战火，还是加沙地带的硝烟，都在讲述着同一个道理：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盲目的接纳与轻信，往往比直接的战争更危险。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看清这一点，或许比盲目的同情更为重要。

信息来源：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主义需求概览》，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