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河畔的风冷得刺骨。
康熙皇帝看着地图长出了一口气，心想终于把这帮北方来的“罗刹鬼”给安抚住了。
但这笔买卖，到底划不划算？
为了这一纸条约，中国放弃了贝加尔湖以东大片土地。
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是“赢麻了”：用一块种不出庄稼的烂地，换来了西北边疆的一百年太平。
可康熙哪能想到，这块他眼里的“鸡肋”，三百年后成了咱们中国人心里永远的痛——那可是个巨大的资源聚宝盆啊！
这么大一块肉，就在嘴边，为什么历代王朝明明知道它的存在，却死活不愿意把它吞下去？
这事儿，还得从一百年前那帮“不要命”的流浪汉说起。
时间倒回到1581年，也就是大明万历九年。
当张居正还在京城为了大明的财政改革愁得掉头发时，远在乌拉尔山西边，有个叫叶尔马克的哥萨克强盗头子，正面临着生死局。
这群被沙皇通缉的亡命徒，要么等着被剿灭，要么翻过大山去找活路。
叶尔马克指着东边的雪山吼了一嗓子：“翻过去，活路就在那边！”
谁能信？
就这么不到840个亡命徒，扛着几杆破火枪，竟然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扩张。
他们没补给、没地图、没编制，甚至连鞋都穿不暖。
推着他们往前跑的动力就一个字：饿。
不跑就是死。
这帮人的速度快得吓人，从乌拉尔山一路杀到太平洋，横跨欧亚大陆两万公里，只用了不到60年。
算下来，平均每天吞掉130平方公里。
啥概念？
相当于每天给俄罗斯增加一个中等城市！
他们就像一群饿疯了的狼，沿着河流一路狂奔，遇到土著人，能打就打，打不过就修个寨子死守。
他们的逻辑简单粗暴：只要插个旗子，收了皮毛税，这地儿就是沙皇的。
对他们来说，这片土地不需要治理，只需要掠夺。
西伯利亚满地的紫貂，那可是欧洲贵族眼里的“软黄金”，是沙皇财政的救命稻草。
土地是战利品，不是责任。
这就是战斗民族那一套野蛮的生存法则。
可同一时候的北京皇宫里，算盘珠子拨得那是啪啪响。
不管是大明还是大清的皇帝，看着北方这片地，脑子里算的却是另一笔账。
大臣们拿着账本哭穷：“皇上啊，那地方冷得尿尿都结冰，驻军得花几百万两银子，最后能得到啥？
只有鸟粪！”
这才是中国历代王朝放弃西伯利亚的真相：不是打不过，而是真的“亏不起”。
西伯利亚那是啥地方？
冬天零下五十度，大半年都被冰封着，锄头下去全是火星子——那是冻土啊！
在那个没火车没飞机的年代，从中原运一石粮食过去，路上人吃马嚼，得消耗掉一百石。
这买卖，谁干谁傻。
这还不光是钱的事儿，还有个“面子”问题。
中国讲究“王道”，占了一块地，皇上就得对那里的百姓负责，得设县衙、派官老爷、教化万民。
要是这地连人都养不活，税收不上来，孔孟之道也传不下去，那占它干啥？
就像唐朝宰相姚崇说的：“隔山不打虎，隔河不问事。”
这是一种精打细算的“内敛思维”，对于中国皇帝来说，疆域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稳”越好。
这种思维的差异，到了1689年的谈判桌上，算是彻底爆发了。
在尼布楚，俄国代表绞尽脑汁想多占一寸，因为在他们眼里，寸土寸金；而大清代表索额图呢？
他只想画条明明白白的线，把这帮贪得无厌的俄国人挡在外面，好腾出手去收拾西北的准噶尔。
康熙的意思很明确：“核心地盘保住，边边角角的地方，拿去当缓冲带吧。”
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西伯利亚就是一道天然的“护城河”。
只要这道墙够厚，谁在墙外面晃荡，根本不重要。
这就是“筑墙思维”碰上了“拓边思维”。
俄罗斯人选择了生存，他们把西伯利亚变成了巨大的资源仓库和流放地，不管能不能治理，先把地圈了再说；中国人选择了生活，他们精打细算，绝不为了一块“不毛之地”拖垮国家的财政。
看着今天的地图，咱们心里或许会觉得憋屈、遗憾。
但在那个时候，这几乎是必然的结局。
1689年的那个签字，划的不只是边界，更是两个民族的性格。
一个求稳，筑墙自守，图的是长治久安；一个求生，虽远必诛，图的是无限扩张。
历史没有如果。
西伯利亚的寒风吹了千万年，它见过哥萨克的野蛮征服，也见过中华帝国的理性退守。
这片土地归谁，真不是看谁拳头硬，而是看谁骨子里的基因更适应。
不管是“精打细算”的放弃，还是“野蛮生长”的占有，都是那个时代为了生存做出的最优解。
只是这代价，留给了咱们后人去心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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