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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30日,蒋介石罕见地下达一封手令,“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这道命令宣告着一个特务头子长达十五年的权势生涯的终结,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顶替这位书生特务头子上位的,并非外人,正是曾被他压制的副局长叶秀峰。而叶秀峰的回归,远非简单的职位轮替,它是一场由同窗友谊、派系算计与个人性格共同写就的权力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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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
中统自诞生起,就深深烙着CC系的印记,甚至可以说这个组织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控的私人工具。
在这里,忠诚的坐标首先指向陈家,而非单纯的组织。徐恩曾能坐镇中统十五年,早期无疑得益于CC系的提携。
然而,权力的蜜糖常让人忘却来源。随着地位稳固,徐恩曾的班底日益庞大,局里充斥其亲信,作风也开始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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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经常干涉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这触动了蒋介石敏感的神经。
另一方面,江湖传言徐恩增“把陈氏兄弟给得罪了”,这在CC系的核心领地里,几乎是自毁长城的举动。
当蒋介石的怒火与陈氏兄弟的疏远同时降临,徐恩曾的垮台便成了必然,陈家兄弟不仅未为他求情,反而顺势推出了自己更属意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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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的优势
说到这里,叶秀峰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他与陈立夫的关系虽然没有徐恩增那么近,但是看起来更加融洽。
两人不仅是天津北洋大学的同窗,更一同远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深造,这种同吃同住、一同求学的经历,构筑了超越寻常同事的亲密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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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视他为可靠的老友,早在广东时期就将其招至麾下。与半路加入、根基复杂的徐恩曾相比,叶秀峰的“血统”更为纯正。他是CC系的“自己人”,他的前程与陈家深度绑定。
到了他们这种层次的人,亲情什么的都已经不重要了,徐恩增这种远亲更是好时锦上添花,崩裂时毫无用处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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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徐恩曾显出颓势,由这位与陈立夫称兄道弟的“老同学”接掌,对陈氏兄弟而言,无疑是收回中统主导权、确保组织“纯洁性”的最稳妥选择。
卷土重来未可知
叶秀峰上任后,立刻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泥潭:中统内部十之八九都是陈立夫与徐恩曾的旧部,后来还掺入了挂名局长朱家骅的势力。
叶秀峰这个正牌局长,在人事指挥上却常感掣肘,难以得心应手。老牌特务们各有山头,对这位空降的“老同学”未必真心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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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局面,叶秀峰的选择暴露了他性格中的短板与焦虑。他一方面大量安插亲信,开办各种训练班急切地培育嫡系;另一方面则设立“警察室”,专门负责秘密监督内部人员,搞起了“特务的特务”那一套。
叶秀峰这些举动固然是为了巩固权力,却也反映出其内心的不自信与气量上的狭隘。
不过,徐恩曾作风虽有问题,但在“搞钱”和“分利”上颇为大方,他利用兼职交通部次长的身份搞走私,还能自掏腰包给手下发补贴,用实际利益笼络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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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叶秀峰,他被许多老特务私下批评为“在钱财上过于斤斤计较”。有记述指出,他会在下属面前装穷,却在外经营自己的生意。这种吝啬与自私,在需要亡命徒卖命的特务机构里,显得尤为致命。
当叶秀峰试图通过裁员来节省开支时,立刻引发大规模离职潮,甚至有心腹递上辞呈,一位元老更是直斥:“权利来源于人,没了中统局,你这个中统局长连个屁都不是!”
这番话虽直接露骨,却道破了叶秀峰权威的脆弱根基,他未能建立起基于利益共享或人格魅力的忠诚,他的二度上台岌岌可危。
抗战后,中统因职能调整而地位下滑;内战末期,组织更名为“党员通讯局”,后又改为“内政部调查局”,这一步步早已注定中统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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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峰费尽心机敛积的巨额财富,据传让儿子带着2700根金条先行赴台,却因太平轮沉没而人财两空。
溃退台湾后,叶秀峰虽在名义上进入改组后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但已彻底边缘化。晚年,他只能在新闻社团担任闲职,与昔日的特务风云彻底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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