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王储携亿万家产归来，伊朗动荡背后的历史荒诞剧

上周导致致命镇压的伊朗起义，其根源深深扎根于经济不满的土壤之中。经过多年的制裁封锁和内部经济管理失当，伊朗货币价值经历了断崖式下跌，目前1美元约合140万伊朗里亚尔。尽管抗议运动表面上似乎已被平息，但公众核心的经济诉求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

伊朗的金融状况究竟有多不稳定？这种局面如何促使流亡的帕拉维王储成为反对派领袖？伊朗潜在的政权更迭又将引发怎样的地缘政治连锁反应？

这些是我最近与《外交政策》经济专栏作家亚当·图兹在我们共同主持的播客《Ones and Tooze》中深入探讨的部分议题。以下是对对话内容的编辑整理，以确保篇幅适中且观点清晰。

卡梅伦·阿巴迪 (CA)： 伊朗货币究竟贬值到了什么程度？更广泛地说，在示威活动爆发前夕，该国的经济究竟有多不稳定？

亚当·图兹 (AT)： 许多观察家认为，12月28日始于德黑兰大集市的这些抗议活动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们并非针对某个孤立的具体问题或单一政治议题，而是源于民众对国家经济普遍失灵的深刻挫败感。抗议活动爆发于集市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因为集市不仅是西方游客眼中的那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市场，它实际上是德黑兰经济跳动的心脏。从政治和历史维度审视，一百多年来它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波斯（即现代伊朗）的宪政革命时期。因此，这是一场真正的动荡，一种地壳板块发生位移般的震感。

引爆这场动荡的直接导火索是汇率的崩盘。简而言之，伊朗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似乎正以每年减半的速度狂跌，这导致了指数级的加速贬值，货币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当局不得不通过更改货币单位来让民众勉强应对日常生活，但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权丧失合法性的过程。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极大地削弱了政治合法性，而我们正亲眼目睹这一过程。虽然官方统计的实际通胀率尚未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但现实依然严峻：通胀率超过40%，这已令人痛苦不堪；而食品价格涨幅更是高达70%。

如果观察GDP数据，甚至追踪货币走势，你会发现这更像是一种渐进的、令人窒息的挤压达到临界点的过程，而非2008年那种突发性的银行业危机。尽管人们确实担忧伊朗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但核心症结可能在于极度的不平等。许多分析指出，我们往往忽略了普通伊朗民众——即收入分布中下层的庞大群体——几乎已难以维持生计。这类似于委内瑞拉曾经历的困境，人们为了填饱肚子而在生存线上挣扎。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政权合法性丧失的根本原因。而广泛渗透的腐败网络更使局势雪上加霜。

如果实行的是纯粹的市场化体系且货币自然贬值，那或许是另一回事。但伊朗并非如此。为应对制裁压力，该国实行了复杂的分级汇率制度。这虽为政府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管控手段，却同时也为大规模腐败敞开了大门——特权阶层得以获取硬通货并保护自身财富，而普通民众则被排除在外。这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合法性危机。因此，若你问我这是否具备宏观经济驱动的社会动荡特征，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正是其本质所在。现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承担这一责任而上台的，央行行长的辞职便是佐证。

但在这种严峻局势下，纵观历史上遭受此类压力的国家，政治形势往往会在好转之前先经历进一步的恶化。

CA： 帕拉维王朝的王储雷扎·帕拉维已成为这场起义的象征性人物，伊朗国内甚至出现了呼吁他回归的声音，帕拉维本人也表示若时机成熟随时准备回国。帕拉维是在怎样的经济背景下承担起这一领导角色的？帕拉维家族当初离开伊朗时究竟带走了多少财富？雷扎·帕拉维又是如何在国外建立起有效的反对派势力的？

AT： 1979年帕拉维家族流亡时，外界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法务会计调查，试图查明他们究竟带走了多少资产。毕竟，他们曾以惊人的财富和奢华生活闻名于世。他们收购了德国巨头公司的股份，运营着庞大的基金会，在当时因石油美元而蓬勃发展的伊朗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70年代，德国企业对伊朗可谓趋之若鹜，因为当时的伊朗幅员辽阔，发展潜力类似于早期的大国，急需引进德国的先进工程设备来实现现代化。这与阿联酋截然不同——后者甚至无法完全消化其巨额财富，而伊朗则能轻松吸收并将其转化为大量的进口需求。

因此，当伊朗王室被迫流亡时，他们带走了巨额财富。据我们估算，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虽然具体数字难以精确核实，但“数十亿”这个量级是确凿无疑的。围绕帕拉维基金会位于纽约的房产曾发生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纠纷，我认为其中大部分资产最终被伊朗现政权通过法律手段追回了——至少美国检察官是这样认定的。但据信，曾经像杰奎琳·肯尼迪一样备受瞩目的皇太后法拉·帕拉维仍坐拥数亿美元的私人资产，且她一直热衷于慈善事业。而王储本人——据称其可支配预算高达数千万美元。这种财富积累，若从1979年算起，即使历经40年的挥霍，至今仍属巨富阶层。

帕拉维运动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显然来自极为成功的伊朗海外侨民群体，这并不令人意外——试想，既然能在国外动员起古巴的抵抗力量，那么动员伊朗的抵抗力量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毕竟，这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财力的侨民群体之一，广泛分布于美国和欧洲。因此，这股力量是真实存在且不容小觑的。但必须承认，我们在2026年竟还要讨论王室复辟的话题，实在令人感到历史的荒诞。如果你上网搜索，会发现与帕拉维家族关系密切的组织正在起草所谓的“过渡文件”。他们准备了约170页的经济政策蓝图，我今早略微浏览过，坦率地说内容并不出色，实质性干货不多，但他们是否正在努力塑造一个可信的替代政权形象？显然是的。如果历史最终真的走向这个方向，那将真正成为21世纪最令人惊叹的政治逆转之一。

CA： 伊朗未来的发展将牵动哪些地缘政治神经？大国对伊朗石油的依赖尤为引人关注。如果伊朗政权更迭后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大国是否应该对此感到担忧？

AT： 从表面上看，伊朗和大国似乎是亲密的盟友。2021年，两国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重大战略协议。去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冲突及战争后，曾有传言称大国军机飞越该地区。而在去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冲突时，大国战机的表现引人注目，外界猜测伊朗可能渴望获得一些大国的新式装备。但深入探究后，我认为这种“紧密盟友”的说法具有误导性。伊朗确实高度依赖大国作为其石油出口市场，委内瑞拉亦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向依赖同样成立。

目前，伊朗绝大部分石油出口（尤其是那些可追踪的出口）确实持续流向大国。相当一部分伊朗石油是通过隐蔽渠道出口到大国的，因为大国经济体量庞大，且存在大量小型民营炼油厂——这些位于大国沿海的小型设施习惯于从那些长期停泊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附近海域的“幽灵油轮”上购买原油，这些油轮通常会关闭应答器以躲避追踪。这占到了大国进口总量的约13%。若加上委内瑞拉的份额，则再增加3%。因此，大国目前约有16%的石油进口来自这两个地缘政治热点地区。坦率地说，大国购买他们的石油更多是在帮他们的忙，对吧？毕竟大国购买伊朗石油可享受每桶约8至10美元的可观折扣。

但若仅仅是对伊朗或委内瑞拉这类中等规模的供应商施压，只会影响大国选择双边交易的具体决策，而不会动摇其能源安全根基。因为大国若需要石油，完全可以从公开市场上以市价采购，无需依赖与这些国家的特殊协议。即使委内瑞拉或伊朗（或两国同时）发生政权更迭，新政权仍会极度渴望向大国销售石油——因为大国是全球最大的买家。大国拥有超强的支付信用，是石油市场真正的“巨鲸”。在这个市场上，谁不想把油卖给大国呢？现在我们之所以还要费尽周折去追踪这些二线石油供应商的油轮动向，唯一的原因就是现行的制裁制度。

如果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情况就会变得和委内瑞拉一样简单。美国不需要占领委内瑞拉就能获得其石油资源。你只需要停止抵制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就会竭尽全力向你出售石油，对吧？这不是复杂的房地产交易，我们不需要讨价还价。全球石油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连通池，你把你的油倒进去就行了。最终，买卖合同自然会达成，统计学家就能衡量各国间的贸易流量。因此，除非局势失控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否则其他的剧变情景通常只会促进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而非封闭。

关于作者

• 卡梅伦·阿巴迪 (Cameron Abadi) 是《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

• 亚当·图兹 (Adam Tooze) 是《外交政策》杂志的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兼欧洲研究所所长。他撰写了《图表集》(Chartbook)，这是一份关于经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