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清池贵妃出浴雕塑去留争议，艺术终究难破政治藩篱

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当然希望社会风清气正，和风细雨，而不是搞什么乌烟瘴气，污浊横流。

批评贵妃出浴雕塑的主要出发点还是这个。

这种批评当然压抑了艺术渴望自由表达真实与美的要求，面对王权，艺术一直想自由地驰骋，但是却遭到了来自官方王权的压迫和藩篱。无论何种艺术，都存在这种风险，从过去的文字狱，到当代的书包检查制度，从西方萨德的茱莉亚特到东方曹雪芹的红楼梦，再到各种以社会统治为名的封控，都反映出这种紧张关系：

艺术想驰骋沙海，天马行空，而政治却在这只马脖子上套上了枷锁。

过去民间戏班演出的黄梅戏也被认为是淫戏，被官方禁止演出，只是屡禁不止。

这些都表现出中国历代对地方文化的小心谨慎态度，正如鲁迅所说的：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所以研究华清池贵妃出浴雕塑，我们这样考虑，到底是保存的意义更大，还是摧毁的意义更大。

70年代末，外界对内地改革开放的政策还存有疑虑。香港商人霍英东每次到北京，都先要去首都机场看看一幅壁画：

“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目前支持摧毁这幅雕塑的另一个理由是从更加激进的女性视角，即不应该把一个孤零零的女性拉出来摆在这里“示众”，甚至认为杨贵妃已经死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的身体真真切切地死在了马嵬驿，做了父权制皇帝的替死鬼； 第二次是她的形象在死后的一千多年间不断被文人做加工，很冤枉地被凝聚成了“红颜祸水”“女色误国”的符号； 第三次则是在1000多年后的今天，她的身体再度成为被男性审视的客体，在这个以平等和解放为导向的时代里仍然逃不出被凝视、亵渎，被用于取悦父权制主体的悲惨命运。

这第三次就是这个雕塑本身，雕塑展示等于被凝视和亵渎，这同样是对艺术的一种再政治化的审视。

1991年雕像于落成于华清宫景区时雕塑家潘鹤还在为自己的作品洋洋得意，他成为“文革”后第一个敢于创作裸体雕塑的人。

2015年，潘鹤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自己最为得意的雕塑作品就是这件关于杨贵妃的作品，因为它是打破“文革”艺术禁锢的一次突破。

一次突破政治桎梏的艺术尝试反而在新时代政治话语中沦为保守的政治象征，重新视为反动，这就证明雕塑艺术要想获得千年的魅力不容易，因为他们往往很容易被政治捕捉或附着。相比千余年前的书法照样可以作为今人的法帖，千年前的陶器、家具或建筑一样成为今天人们景仰的古董，雕塑很难获得这份自在。

至于华清池的这个雕塑目前只是网络上出现争议，官方并未加入进来，至少证明官方依然是默许的。

但是如果哪天真的出现一个什么“破四旧”或是什么什么主义的激进行动，我们谁也无法保证它就能完好如初。

所以我们要记住一点，这个东西用保留下来就有它的存在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事件，一个出场，一个幽灵，......不必因为时过境迁而动来动去；除非它真的阻碍我们前进了。

我们可以拆除杨贵妃雕塑，但是我们无法拆除心中杨贵妃的印象和形象。

杨贵妃其实已经凝固在华清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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