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身在香港的张国焘向中央要补助，主席：答应我的条件我就给你

1958年六月，尖沙咀的海风裹着咸湿扑在脸上，张国焘拄着手杖站在广东道的拐角，犹豫地把一封写给北京的信塞进邮筒。信里，他说明自己在香港举步维艰，恳请中央给予生活补助。信发出的那天，他已经五十八岁，白发压过了往日意气。

香港并非他的第一站。二十年前的四月八日，西安至汉口的列车没载走这位曾经的陕甘宁副主席，他临时改变行程，转身投向国民党，留下周恩来在月台上苦等。那一夜之后，张国焘的名字在延安被划上重线，从“领袖同志”变成“脱党个人”。

1946年他当上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短暂回到家乡南昌。热情很快被琐碎消磨：公文积压、经费匮乏、上下掣肘，他三个月就递出辞呈。上海、南京、广州，他像被风吹的落叶，办报纸、写专栏、打麻将，没一件事真能立住。

辽沈战役枪声响起，国民党节节败退。1949年初冬，他带着妻儿辗转去台湾，再转香港。到港时身上仅一万多港币，买房、交学费、看病，钱像漏水的沙漏嗒嗒往下掉。李微尘合办的杂志社撑了一年，合伙人翻脸说他“观念旧”，他负气离职，收入自此断流。

无奈之下，他尝试“炒金”。起初金价连涨，他笑称自己“晚景翻盘”；没多久市场跳水，积蓄蒸发，连赊账的商号也不再卖他半根金条。妻子杨子烈在人群中摔裂骨盆，落下跛脚，家中瞬间多出一张卧床的嘴，一切开销全压在长子海威那份教师薪水上。

此时大陆进入“大跃进”热潮，报纸里满版都是钢铁、粮食、红旗。张国焘决定再写一封信，既表态愿“贡献余力”，又请求补助。他对熟人感慨：“只要能给口饭吃，什么都好谈。”

毛泽东收到来信后批示：“应劝其割断与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生活问题可议。”落款只有短短一句，却给足余地。电报送抵香港，中间人当面转述。张国焘沉默片刻，抬眼问：“若不与外国机构往来，可否再考虑家眷？”对方摇头，条件只有一个——切断外国关系。

“给我一条路。”张国焘低声说。

“先断美线。”回信字数极少，却像当头一棒。

几番权衡，他依旧没有递出正式保证。原因很简单：他在香港的居留证、子女学费乃至微薄稿费，都与西方慈善会或杂志社挂钩，一旦脱钩，明天的日子从何说起？于是补助成了泡影。

1968年，全家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初到北美，他被安排在慈善养老院，六平方米的房间里塞着两张床，室友老兵夜夜梦呓。供暖系统经常罢工，冬夜零下二十度，热管里连一点温水都不响。

1979年十二月初，安大略湖畔冷风比往年更猛。他想抓被子，手脚却僵硬，薄毯跌落地板再没人帮他拾起。呼叫铃按得发烫，也无人应答。十二月三日清晨，护士推门查房，发现他夹在铁床与墙壁的窄缝中，体温早已低于零点。死亡证明上写着：低体温症。

同一天，远在香港的旧友回忆起他，语气复杂：“昔日铁腕，竟冻死他乡。”数十年跌宕，从五四风潮的先锋到枫叶城的孤影，荣与耻、光与暗，全都凝固在那张冰冷的病历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