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六月,尖沙咀的海风裹着咸湿扑在脸上,张国焘拄着手杖站在广东道的拐角,犹豫地把一封写给北京的信塞进邮筒。信里,他说明自己在香港举步维艰,恳请中央给予生活补助。信发出的那天,他已经五十八岁,白发压过了往日意气。
香港并非他的第一站。二十年前的四月八日,西安至汉口的列车没载走这位曾经的陕甘宁副主席,他临时改变行程,转身投向国民党,留下周恩来在月台上苦等。那一夜之后,张国焘的名字在延安被划上重线,从“领袖同志”变成“脱党个人”。
1946年他当上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短暂回到家乡南昌。热情很快被琐碎消磨:公文积压、经费匮乏、上下掣肘,他三个月就递出辞呈。上海、南京、广州,他像被风吹的落叶,办报纸、写专栏、打麻将,没一件事真能立住。
辽沈战役枪声响起,国民党节节败退。1949年初冬,他带着妻儿辗转去台湾,再转香港。到港时身上仅一万多港币,买房、交学费、看病,钱像漏水的沙漏嗒嗒往下掉。李微尘合办的杂志社撑了一年,合伙人翻脸说他“观念旧”,他负气离职,收入自此断流。
无奈之下,他尝试“炒金”。起初金价连涨,他笑称自己“晚景翻盘”;没多久市场跳水,积蓄蒸发,连赊账的商号也不再卖他半根金条。妻子杨子烈在人群中摔裂骨盆,落下跛脚,家中瞬间多出一张卧床的嘴,一切开销全压在长子海威那份教师薪水上。
此时大陆进入“大跃进”热潮,报纸里满版都是钢铁、粮食、红旗。张国焘决定再写一封信,既表态愿“贡献余力”,又请求补助。他对熟人感慨:“只要能给口饭吃,什么都好谈。”
毛泽东收到来信后批示:“应劝其割断与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生活问题可议。”落款只有短短一句,却给足余地。电报送抵香港,中间人当面转述。张国焘沉默片刻,抬眼问:“若不与外国机构往来,可否再考虑家眷?”对方摇头,条件只有一个——切断外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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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条路。”张国焘低声说。
“先断美线。”回信字数极少,却像当头一棒。
几番权衡,他依旧没有递出正式保证。原因很简单:他在香港的居留证、子女学费乃至微薄稿费,都与西方慈善会或杂志社挂钩,一旦脱钩,明天的日子从何说起?于是补助成了泡影。
1968年,全家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初到北美,他被安排在慈善养老院,六平方米的房间里塞着两张床,室友老兵夜夜梦呓。供暖系统经常罢工,冬夜零下二十度,热管里连一点温水都不响。
1979年十二月初,安大略湖畔冷风比往年更猛。他想抓被子,手脚却僵硬,薄毯跌落地板再没人帮他拾起。呼叫铃按得发烫,也无人应答。十二月三日清晨,护士推门查房,发现他夹在铁床与墙壁的窄缝中,体温早已低于零点。死亡证明上写着:低体温症。
同一天,远在香港的旧友回忆起他,语气复杂:“昔日铁腕,竟冻死他乡。”数十年跌宕,从五四风潮的先锋到枫叶城的孤影,荣与耻、光与暗,全都凝固在那张冰冷的病历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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