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春节，三姨带三个孩子来我家走亲戚，母亲给三姨蒸了两笼馒头

第一章 蒸笼热气

1983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三十，早上七点二十分。

我蹲在灶膛前添柴，火苗舔着锅底，大铁锅里的水已经滚开。母亲把最后一个馒头放进蒸笼，盖上笼盖，白汽“噗”地喷出来，扑了她一脸。她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你三姨他们坐的那趟车，八点半到县里。”母亲说，声音在蒸笼的嘶嘶声中显得模糊，“从县里走到咱家，得一个钟头。”

我数了数笼屉——两笼，一共二十四个馒头。每个馒头都揉得圆润，表面光滑得像白瓷。这是母亲昨天下午就开始准备的，用的是家里最好的白面，掺了三分之一的玉米面，这样蒸出来既白又有嚼劲。她说三姨家孩子多，得让他们吃好。

“妈，”我站起来，腿有点麻，“咱家过年也就蒸了十八个馒头。”

母亲没接话，用抹布擦了擦灶台。灶台是砖砌的，用了快十年，表面被油烟熏成了深褐色。她擦了又擦，直到那块地方比其他地方亮了些。

门外传来脚步声，父亲挑着水桶进来，棉袄袖口挽到小臂，露出冻得发红的手。他把两桶水倒进水缸，水声哗啦。

“蒸好了？”父亲问。

“再蒸一刻钟。”母亲说。

父亲走到灶前，掀开笼盖一角看了看。热气涌出来，带着麦香。他点点头，把笼盖盖回去，动作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我昨天去供销社，”父亲在板凳上坐下，从兜里摸出烟袋，“碰上王会计。他说今年公社的年终分红，咱家能分八十七块六。”

母亲手上的动作停了停：“比去年少了？”

“少了十二块四。”父亲划了根火柴，烟丝在烟锅里亮起红点，“今年旱，玉米收成不好。”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蒸笼的嘶嘶声和父亲抽烟时轻微的咝咝声。我看向水缸旁边的面袋——还剩半袋白面，大概十斤左右。玉米面倒是还有两袋，是秋天磨的。

“三姨他们……”我话说了一半。

“你三姨不容易。”母亲打断我，声音很平，“你姨夫在矿上出事后，她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今年矿上给的抚恤金，听说又拖了。”

父亲吐出一口烟：“她信里说，要来住几天。”

“住到初五。”母亲说，“初六他们回去。”

我算了一下——今天是除夕，到初五还有六天。四个客人，在我们这个三间土坯房里。东屋是父母住，西屋是我和弟弟住，中间是堂屋兼厨房。弟弟昨晚被送到奶奶家去了，母亲说奶奶想孙子。

“小海知道吗？”我问。小海是我弟弟，七岁。

“知道。”母亲说，“他乐意去奶奶家，奶奶给他做糖三角。”

蒸笼的汽越来越足，白汽从笼盖边缘冒出来，在房梁下聚成一片雾。房梁上挂着腊肉，一共三条，是年前杀了家里那头猪留下的。猪不大，九十来斤，除了上交的任务，剩下的肉腌了腊肉，炼了猪油，还留了五斤鲜肉过年包饺子。

“馒头该好了。”母亲说。

我掀开笼盖，热气扑面而来，熏得眼睛发酸。馒头个个饱满，表面裂开了花。母亲用筷子挨个戳了戳，点点头。我把笼屉端下来，放在案板上。馒头烫手，得晾一会儿。

父亲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天刚亮透，院子里那棵枣树的枝桠在晨光里显得清晰。地上有霜，白茫茫一片。

“他们该出门了。”父亲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三姨。从三姨家到县城车站，要走四里路。她得带着三个孩子——大女儿秀英十三岁，二女儿秀梅十岁，小儿子建军八岁。三个孩子，一个大人，挤长途汽车。车票钱，母亲在信里寄去了，五块钱，够来回。

母亲开始收拾堂屋。她把那张旧方桌擦了三遍，把四条长凳摆整齐。桌子腿有点晃，她找了块小木片垫在下面。墙角堆着的红薯被她挪到了里屋，腾出地方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行李可放——三姨上次来，就带了一个蓝布包袱。

“你一会儿去村口接接。”母亲对我说，“他们可能不认得路了。”

“认得。”我说，“三姨来过。”

“两年没来了。”母亲说。

我想了想，确实是。上次三姨来是1981年春天，那时候姨夫还在。他个子很高，说话声音大，给我带了一包水果糖。糖纸是玻璃纸，在太阳下会反光。那包糖我吃了半个月，每次只舍得吃一颗。

七点五十分。馒头晾得差不多了，母亲把它们捡到竹筐里，盖上笼布。竹筐是新的，编得很密，不会漏风。馒头在里面能保温两个小时。

“我去换件衣服。”母亲说。

她进了东屋。我听见开柜子的声音。父亲还在抽烟，烟锅里的火已经灭了，但他还叼着烟杆，看着门外。

我走到水缸前，舀了半瓢水喝。水很凉，冻得牙根发酸。透过窗户，我看见母亲从东屋出来，换了件深蓝色的褂子，褂子洗得发白，但很干净。她还梳了头，用黑色的发卡把碎发别到耳后。

“你也换件衣服。”母亲对我说。

我低头看自己的衣服——灰色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肘部打了补丁，但针脚很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是母亲去年给我做的，说能穿三年。

“就这样吧。”我说。

母亲没坚持。她走到竹筐前，掀开笼布又看了一眼馒头。二十四个，一个不少，一个不坏。她重新盖好，把竹筐放到桌子底下，那里避风。

八点十分。父亲说：“该走了。”

我穿上棉鞋，鞋底有点薄，踩在地上能感觉到地面的凉。出门前，母亲叫住我，递过来两个烤红薯。

“路上冷，吃这个暖和。”她说。

红薯还烫，我隔着棉袄捧着。走到院子里，霜已经化了，地面湿漉漉的。枣树的影子斜斜地印在地上，很长。

村口离我家有半里路。我沿着土路走，路上遇见几个早起挑水的人，互相点点头，没说话。红薯的香味飘出来，我掰开一个，黄瓤的，冒着热气。吃了一口，很甜。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时，是八点二十五分。槐树冬天落了叶子，枝干像黑色的铁线。树下有块石头，我坐上去等。从这里能看到通往县城的土路，路两边是麦田，麦苗被霜打过，蔫蔫的。

风吹过来，很硬，刮得脸疼。我把棉袄领子竖起来，手揣进袖筒。红薯吃完了，手上还留着甜味。我舔了舔手指，看着路的尽头。

远处有个人影，很小，慢慢变大。是一个人，挑着担子。走近了，是村西头的李大爷，去县城卖菜回来。他看见我，停下脚步。

“等谁呢？”他问。

“等我三姨。”我说。

“哦，走亲戚的。”李大爷把担子换了个肩，“今天车多，挤。”

他走了。担子在他肩上晃，一头是空筐，一头是些杂物。

我又等了一会儿。路上陆续有人经过，都是去县城或从县城回来的。有人骑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响；有人走路，脚步匆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过年前的忙碌。

八点四十分。路的尽头出现几个小黑点。黑点慢慢移动，渐渐能看出是四个人——一个大人，三个孩子。大人走在前面，孩子跟在后面，排成一串。他们走得很慢，像是累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人影越来越清晰。是三姨。她穿着件深灰色的棉袄，围着红围巾，围巾很旧，颜色褪得发白。她背上背着一个包袱，蓝布的，鼓鼓囊囊。左手牵着最小的建军，右手拎着一个网兜，网兜里好像有东西在晃。

秀英和秀梅跟在她身后。秀英也背了个小包袱，秀梅空着手，但走路一瘸一拐的。

我迎上去。还有二十米时，三姨看见了我，停下脚步。她松开建军的手，朝我挥了挥。

“建国！”她喊我的名字，声音有点哑。

我跑过去。走到跟前，才看清他们的样子。三姨瘦了很多，颧骨凸出来，眼圈发黑。秀英长高了，快到三姨肩膀了，但很瘦，棉袄穿在身上空荡荡的。秀梅的左脚鞋子上有个洞，大脚趾露在外面，冻得发紫。建军鼻涕流到嘴唇上，他用袖子擦了擦，袖口亮晶晶的。

“三姨。”我叫了一声。

三姨笑了，笑容在她脸上显得很费力。她伸手想摸我的头，但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在棉袄上擦了擦。

“长这么高了。”她说，“上次来，你才到我胸口。”

“两年了。”我说。

“是啊，两年了。”三姨转头对孩子们说，“叫哥哥。”

“哥哥。”秀英和秀梅小声叫。建军没叫，他盯着我，眼神怯怯的。

“走吧，家去。”我说，“我妈蒸了馒头，等你们呢。”

三姨点点头。她重新牵起建军，另一只手提起网兜。网兜里是三个苹果，表皮皱巴巴的，有一个还烂了一块。

“路上买的。”三姨说，“给你们尝尝。”

我接过网兜：“我来拿。”

往回走的路上，秀梅走得很慢。我低头看她的脚，那个洞越来越明显。她每走一步，大脚趾就缩一下。

“鞋破了？”我问。

秀梅没说话，只是低着头。三姨叹了口气：“出门时还好好的，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磨破了。”

“冷吗？”我问秀梅。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

我想了想，蹲下来：“我背你。”

秀梅往后退了一步，看向三姨。三姨说：“不用，她能走。”

“路还远。”我说，“背一会儿吧。”

秀梅犹豫了一下，趴到我背上。她很轻，像一捆柴。我站起来，继续往前走。秀英接过三姨手里的包袱，三姨空出手来，牵着建军。

“你妈身体还好吧？”三姨问。

“好。”我说。

“你爸呢？”

“也好。”

“小海呢？”

“去奶奶家了。”

一问一答，像在走程序。路上又遇见几个人，都朝我们看。有人认识三姨，打招呼：“来走亲戚啊？”

“是啊。”三姨笑着应。

等那人走远了，她的笑容就没了。

快到家时，秀梅在我耳边小声说：“哥，我能下来了。”

“马上到了。”我说。

“我能走。”她坚持。

我把她放下来。她脚一沾地，就快步走到秀英身边，牵住姐姐的手。

我家院子出现在眼前。烟囱冒着烟，是母亲在做早饭。门开着，能看见堂屋里昏黄的灯光。

三姨在门口停下，整理了一下围巾，又给建军擦了擦鼻涕。秀英和秀梅也站直了身子，秀梅把那只破鞋的脚往后缩了缩。

“进去吧。”我说。

三姨深吸一口气，迈过门槛。

母亲正从灶台前转身，手里端着盘子。看见三姨，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来了。”她说。

“姐。”三姨叫了一声，声音忽然哽住了。

母亲放下盘子，走过来。两个女人面对面站着，谁也没说话。堂屋里很安静，只有灶膛里柴火噼啪的轻响。

过了几秒钟，母亲说：“坐，都坐。建国，倒水。”

我拿起暖壶，往搪瓷缸里倒水。水是早上烧的，还温着。倒了四缸，摆在桌上。

三姨和孩子们坐下。秀英和秀梅挨得很紧，建军紧紧贴着三姨。他们都盯着桌上的水缸，但没人动。

母亲从桌子底下拿出竹筐，掀开笼布。馒头的热气冒出来，带着香味。

“先吃点。”母亲说，“走了这么远的路。”

她拿出四个馒头，一人一个。馒头还温热，拿在手里软软的。

三姨接过馒头，没吃，握在手里。秀英和秀梅小口小口地咬，吃得很慢。建军饿急了，大口咬，噎得直伸脖子。三姨赶紧给他拍背，把水缸推过去。

“慢点吃。”她说。

母亲看着他们，脸上没什么表情。她转身回到灶台前，继续做饭。锅里煮的是玉米粥，已经咕嘟咕嘟响了。

我站在堂屋中间，不知道该做什么。最后我走到水缸前，又舀了半瓢水喝。水很凉，这次我不觉得牙酸了。

透过水缸里晃荡的水面，我看见三姨低下头，咬了一口馒头。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吃着吃着，一滴眼泪掉在馒头上，她用手抹掉了，但没抬头。

秀英看见了，伸手碰了碰三姨的胳膊。三姨摇摇头，继续吃。

堂屋里只有咀嚼声和喝粥声。母亲把粥盛出来，五碗，摆在桌上。粥很稠，能立住筷子。

“吃吧。”母亲说。

三姨端起碗，喝了一口。热气蒙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在热气后面，看不清。

建军已经吃完了一个馒头，眼睛盯着竹筐。三姨看见了，低声说：“够了。”

“让孩子吃。”母亲说，又拿了一个馒头递给建军。

建军接过去，这次吃得慢了。他一边吃一边看母亲，眼神里有点害怕，又有点亲近。

早饭吃完，是九点半。母亲收拾碗筷，三姨要帮忙，母亲不让。

“你们歇着。”母亲说，“坐车累了。”

三姨没坚持。她坐在长凳上，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直。秀英和秀梅也坐着，一动不动。建军有点坐不住，扭来扭去。

“建国，”母亲叫我，“带你弟弟妹妹去院里玩。”

我看看秀英和秀梅。秀英站起来，秀梅也跟着站起来。建军跳下凳子，跑到门口。

院子里有太阳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枣树的影子缩成一团，落在墙根。我找了根树枝，在地上画格子。

“会玩跳房子吗？”我问。

秀英点点头。秀梅摇头。

“我教你。”我说。

我们玩了一会儿。秀英跳得很熟练，秀梅学得慢，但很认真。建军不玩，他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追一只麻雀。麻雀飞不高，在低空扑腾，建军追着它，笑得很大声。

堂屋里，母亲和三姨在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什么。偶尔能听见三姨叹气，很轻的一声。

玩到第三轮时，秀梅的鞋子彻底开了口。大半个脚掌露出来，脚底沾了土。她停下来，看着自己的脚，脸红了。

“我去给你找双鞋。”我说。

我进西屋，在床底下翻。弟弟小海有几双旧鞋，都小了。我找了一双还算完整的布鞋，拿出去。

“试试。”我对秀梅说。

秀梅坐下，把破鞋脱掉。她的袜子也是破的，脚趾露在外面，冻得通红。她穿上小海的鞋，有点大，但能穿。

“谢谢哥。”她小声说。

“没事。”我说。

秀英看着妹妹的脚，没说话。她把自己的脚往后缩了缩——她的鞋也旧，但没破。

堂屋的门开了，母亲走出来。她手里拿着针线筐。

“秀梅，鞋破了？”她问。

秀梅点点头。

“拿来，我给你补补。”

秀梅把破鞋递过去。母亲在门槛上坐下，戴上顶针，开始缝鞋。针线在她手里走得很快，一针一针，密密实实。阳光照在她手上，手指关节有点粗大，是常年干活留下的。

三姨也走出来，站在门口看。她看了一会儿，说：“姐，别麻烦了。”

“一会儿就好。”母亲头也不抬。

鞋补好了，母亲把线头咬断，递给秀梅：“先穿这双，补的这双晾晾，干了也能穿。”

秀梅接过鞋，摸了摸补丁。补丁是黑色的布，和鞋面的颜色不一样，但缝得很平整。

“谢谢大姨。”她说。

母亲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线头：“中午想吃啥？”

三姨赶紧说：“随便，什么都行。”

“包饺子吧。”母亲说，“过年了。”

她转身进屋，开始和面。三姨跟进去帮忙。我听见她们在说饺子馅——白菜猪肉的，肉是昨天留的，肥多瘦少，得剁碎了。

秀英和秀梅继续玩跳房子。建军跑累了，坐在地上玩土。我站在枣树下，看着这个院子。

这是1983年的除夕上午，阳光很好，没有风。院子里有五个孩子——虽然我已经十五岁，不算孩子了。堂屋里有我的母亲和她的妹妹，她们在准备过年的饺子。

一切都看起来很正常，像每年春节一样。

但我知道，竹筐里还有二十个馒头。母亲蒸了二十四个，早上吃了四个。剩下的二十个，是三姨他们未来六天的口粮之一。

而我们家，原本只有十八个馒头过年。

我抬头看枣树。树梢上有去年没摘干净的几颗干枣，在风里轻轻晃。一只麻雀落下来，啄了一口，又飞走了。

堂屋里传来剁肉的声音，咚咚咚，很有节奏。三姨在说话，声音断断续续：“……矿上说……过了年再给……拖了三个月了……”

母亲没接话，剁肉的声音也没停。

秀英跳房子跳到了最后一格，她转身，朝我笑了笑。她的笑容很像三姨，嘴角往上扬，但眼睛里有别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

“哥，”她说，“该你了。”

我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石子。石子是扁圆的，河边捡的，很光滑。我扔出去，石子落在第三格。

我开始跳。一格，两格，三格。落地时，我听见堂屋里剁肉的声音停了。

母亲说：“那就住到初十。”

三姨说：“初五就行，初五……”

“住到初十。”母亲重复了一遍，声音很平静，“孩子开学还早。”

剁肉的声音又响起来，比刚才更重，更快。

我跳到第七格，转身，跳回来。落地时，我看见秀梅在看我补的鞋。她穿着小海的鞋，有点大，走路时会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建军还在玩土，他把土堆成一个小山，又推倒。

阳光移到院子中央了，越来越暖。远处传来鞭炮声，零零星星的，是有人在试炮仗。

除夕才刚刚开始。

而我知道，那二十个馒头，会在未来几天里，一个一个地减少。每少一个，三姨的笑容就会更费力一些，母亲的话就会更少一些。

我跳完最后一格，捡起石子。秀英说：“哥，你赢了。”

我没说话，把石子递给她。她接过去，握在手心里。

堂屋里，母亲在喊：“建国，来剥白菜。”

我走进去。白菜堆在墙角，有五六棵。我搬了个小板凳坐下，开始剥外面的老叶子。叶子很凉，冻得硬邦邦的。

三姨在擀饺子皮。她擀得很快，一张一张，圆圆的，厚薄均匀。母亲在调馅，肉和白菜混在一起，加了盐和酱油，香味出来了。

“建国，”三姨一边擀皮一边说，“学习怎么样？”

“还行。”我说。

“要考高中了吧？”

“明年。”

“好好学。”她说，“考上高中，将来有出息。”

我点点头，继续剥白菜。剥下来的老叶子不扔，放在另一个筐里——这些可以喂鸡，或者腌咸菜。

母亲调好馅，开始包饺子。她包得快，一捏一个，饺子立在盖帘上，像一群小白鹅。三姨擀皮供不上她包，就加快了速度。

两个人配合着，不说话，只有擀面杖在案板上滚动的声音，和捏饺子时轻微的噗噗声。

我剥完白菜，站起来洗手。手冻得通红，放在温水里，刺刺地疼。

透过窗户，我看见秀英带着秀梅和建军在院子里玩。秀英在教秀梅唱歌，声音很小，听不清唱什么。建军在学，跑调跑得厉害，但唱得很起劲。

母亲包完一排饺子，停下来，看着窗外。她看了很久，直到三姨叫她：“姐，皮好了。”

母亲回过神来，继续包。

饺子越来越多，盖帘上摆满了。母亲又拿来一个盖帘，继续摆。

“够了。”三姨说，“吃不完。”

“明天还能吃。”母亲说。

她们包了整整三个盖帘的饺子。包完最后一个，母亲直起腰，捶了捶后背。三姨也站起来，活动手腕。

“歇会儿吧。”母亲说。

她们在桌边坐下。我给她们倒了水。母亲接过水缸，喝了一口，看着三姨。

“秀英该上初中了吧？”母亲问。

“今年秋天。”三姨说，“学费还没着落。”

“矿上不给？”

“说抚恤金里包括教育费，但抚恤金还没给全。”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差多少？”

“初中一学期十二块。”三姨说，“秀梅后年也要上，建军大后年。三个孩子，一年光学费就得……”

她没说完，端起水缸喝水。水缸挡住了她的脸。

母亲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一下，两下，三下。这是她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我想办法。”母亲说。

“不用，姐。”三姨放下水缸，“我自己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母亲问，声音很轻。

三姨没回答。

院子里，秀英的歌声停了。她带着弟弟妹妹走进来，三个孩子脸上都红扑扑的，出了汗。

“妈，我饿了。”建军说。

三姨看看挂钟——十一点二十。

“煮饺子吧。”母亲站起来。

她往锅里添水，烧火。水开了，下饺子。饺子在滚水里翻腾，慢慢浮起来。母亲点了三次凉水，饺子熟了，捞出来，盛了五大盘。

摆在桌上，热气腾腾。母亲又捣了蒜泥，加了醋和香油。

“吃吧。”她说。

我们围桌坐下。五个盘子，五双筷子。三姨先给孩子们夹饺子，一人三个，然后给自己夹了两个。母亲给她夹了五个。

“多吃点。”母亲说。

三姨没推辞，低头吃。饺子很香，肉虽然少，但白菜鲜甜。建军吃得快，烫得直哈气。秀英和秀梅吃得慢，小口小口地咬。

我吃了一个饺子，抬头看母亲。母亲没怎么吃，她在看三姨和孩子们。她的眼神很复杂，我说不清里面有什么。

吃了几个饺子后，三姨停下来，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布包打开，里面是钱，有零有整。她数出三块钱，放在桌上。

“姐，”她说，“这个……给孩子压岁钱。”

母亲看着那三块钱。一块的纸币两张，五毛的硬币两个。钱很旧，折痕很深。

“不用。”母亲说。

“要的。”三姨坚持，“过年了。”

母亲沉默了几秒，收下了钱。她没放进口袋，就放在桌上，压在醋瓶子下面。

饺子吃完了，盘子空了。建军打了个饱嗝，秀梅偷偷笑了。秀英站起来收拾碗筷，母亲说：“放着吧，我来。”

“我洗。”秀英说。

“那你洗吧。”母亲没再坚持。

秀英端着碗筷去院里，井边有压水井，她压水洗碗。水声哗哗的，在安静的院子里很清晰。

三姨帮着擦桌子。母亲把剩下的饺子收起来，放在篮子里，挂到房梁上——那里凉快，能放两天。

收拾完，是中午十二点半。远处又传来鞭炮声，这次密集了些。有人在放二踢脚，咚——啪，两声，隔一会儿又来一次。

“下午贴春联。”父亲从外面进来，他刚才去村里转了一圈。手里拿着一卷红纸，是请村里的老先生写的春联。

“我去打糨糊。”我说。

我用白面和水调了糨糊，稠稠的。父亲搬了凳子，我扶着他，他把春联贴在大门两边。上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下联是“春满乾坤福满门”，横批“万象更新”。

贴完春联，父亲又贴了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恭，两张画像，颜色鲜艳，神气活现。

贴好了，父亲退后几步看，点点头：“挺好。”

三姨和孩子们也出来看。秀英念着春联上的字，秀梅不认识，问姐姐。建军指着门神说：“这个好看。”

阳光照在红纸上，红得耀眼。风吹过来，春联哗啦哗啦响。

贴完春联，母亲说：“都歇会儿吧，晚上要守岁。”

三姨带着孩子们去西屋休息。西屋有两张床，原来是我和弟弟睡的。现在弟弟不在，三姨和秀英秀梅睡一张床，建军睡另一张。

我进了东屋，父母在屋里。父亲在抽烟，母亲在缝衣服。我坐在炕沿上，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母亲说：“你三姨……不容易。”

父亲嗯了一声。

“那三块钱，”母亲说，“是她最后的钱了。”

“你怎么知道？”父亲问。

“布包里就那些，我看见了。”母亲说，“她数的时候，手在抖。”

父亲抽烟，烟雾在屋里弥漫。透过烟雾，我看见母亲的眼睛有点红，但她没哭。

“二十个馒头，”我说，“够吃六天吗？”

母亲看了我一眼：“不够也得够。”

“咱家……”

“咱家还有玉米面。”母亲打断我，“还有红薯，还有白菜。饿不着。”

她继续缝衣服，针线走得飞快。她在补我的一件衬衣，领口磨破了。

父亲抽完烟，磕了磕烟锅：“矿上的事，我托人问问。”

“问什么？”母亲问。

“抚恤金为什么拖着。”

“能问出来？”

“试试。”

母亲没说话，点点头。

院子里传来压水井的声音，是秀英在洗衣服。她洗的是他们自己的衣服，晾在绳子上，一件一件，在风里飘。

我走出屋子，看见秀英在晾最后一件——三姨的棉袄。棉袄很重，她晾得吃力。我过去帮她。

“谢谢哥。”她说。

“没事。”我说。

晾好了，秀英站在绳前看。衣服在风里摆动，袖口空荡荡的。她的袖子也空荡荡的，手腕细得能看见骨头。

“你冷吗？”我问。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有点。”

“进屋吧。”

我们进屋。西屋里，三姨和秀梅建军已经睡了。秀英轻手轻脚地上床，躺在最外面。她闭上眼睛，但我知道她没睡着，她的眼皮在轻轻颤动。

我退出西屋，关上门。

堂屋里，母亲还在缝衣服。父亲在磨刀，磨刀石发出沙沙的声音。刀是菜刀，用了很多年，刀刃有点钝。

我在门槛上坐下，看着院子。春联在风里哗啦响，门神瞪着大眼睛。枣树的影子又拉长了，斜斜地印在地上。

远处传来更多的鞭炮声，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很久。

除夕的下午，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风穿过枣树枝的声音，能听见远处狗叫的声音，能听见母亲缝衣服时线穿过布料的细微声响。

我知道，这个年，会很难过。

不是因为穷——我们家一直不富裕。也不是因为客人多——往年也有亲戚来。

而是因为，那二十个馒头，那三块钱压岁钱，那空荡荡的袖口，和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这些都像石头，压在心里，沉甸甸的。

母亲缝完衣服，咬断线头。她把衬衣叠好，放在炕上。

“建国，”她说，“晚上包饺子，你帮我剁馅。”

“嗯。”我说。

“馅里多放点白菜。”她又说。

“肉呢？”

“少放点。”她说，“省着吃。”

我点点头。

父亲磨好了刀，用手指试了试刀刃，满意地放下。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和我一起看着院子。

“你三姨夫，”父亲忽然说，“是个好人。”

“我知道。”我说。

“矿上那次事故，”父亲继续说，“本来不该他下井。他是替班去的。”

我没说话。

“替一天班，多挣八毛钱。”父亲说，“他就去了。”

风吹过来，带着土腥味。天有点阴了，云层厚起来，可能要下雪。

“八毛钱，”父亲说，“一条命。”

他转身进屋了。我还在门槛上坐着。

秀英从西屋出来，轻手轻脚地。她走到我身边，也坐下。

“哥，”她小声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们。”她说，“谢谢大姨，谢谢大姨夫。”

我没接话。

“我妈说，”秀英继续说，“等抚恤金发了，就还你们钱。”

“什么钱？”

“车票钱，还有……其他的。”

“不用还。”我说。

“要还的。”她很认真，“我妈说，不能欠着。”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大，很亮，里面有倔强的东西。

“你爸……”我说了一半，停住了。

“我爸是好人。”秀英说，“他每次回家，都给我们带糖。”

“我知道。”

“最后一包糖，”她说，“我留了一颗，没吃。”

“为什么？”

“舍不得。”她说，“吃了，就没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院子里，晾着的衣服在风里摆动，像几个沉默的人。

“哥，”秀英又说，“我能问你个事吗？”

“问吧。”

“高中……难考吗？”

“难。”我说，“全县就招两百人。”

“那你能考上吗？”

“不知道。”

“我想考。”她说，“我想上高中，上大学。”

“那你得好好学习。”

“嗯。”她点头，“我每次都考第一。”

她说这话时，脸上有光，那种光我在很多好学生脸上见过，是自信，也是希望。

但很快，那光暗下去了。

“可是，”她说，“学费太贵了。”

我没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远处又传来鞭炮声，这次很近，就在隔壁。二踢脚的声音，咚——啪，震得空气都在颤。

秀英缩了缩肩膀。

“冷吗？”我问。

“不冷。”她说，但她的嘴唇有点发紫。

“进屋吧。”

我们站起来，进屋。堂屋里，母亲已经开始准备晚上的饺子馅了。白菜堆在案板上，肉只有一小块，肥多瘦少。

父亲在劈柴，斧头落下，木柴裂开，声音干脆。

三姨从西屋出来，睡眼惺忪。她看见母亲在剁馅，走过来：“姐，我来吧。”

“你歇着。”母亲说。

“我歇好了。”三姨接过刀，开始剁馅。她剁得很用力，案板咚咚响。

母亲没再坚持，她去和面。面是早上和的，已经醒好了，很软。

我看着她们，两个姐妹，一个剁馅，一个和面，配合默契，像过去很多年一样。

但我知道，不一样了。

一切都变了，从三姨夫下井那天起，就变了。

而改变的不只是三姨家，还有我们家。那二十个馒头，那省下来的肉，那三块钱压岁钱，都是改变的痕迹。

斧头劈柴的声音，剁馅的声音，和面的声音，混在一起，成了除夕下午的背景音。

秀英回到西屋，去叫醒秀梅和建军。孩子们醒了，揉着眼睛出来。

“饿了吗？”三姨问。

“不饿。”秀英说。

“饿了就说。”

“嗯。”

建军真的饿了，他盯着案板上的肉。三姨看见了，切了一小块肥肉，递给他：“尝尝。”

建军接过去，塞进嘴里，嚼得满嘴油光。

“香吗？”三姨问。

“香。”建军含糊地说。

三姨笑了，笑容很短暂。

母亲和好了面，开始擀皮。这次她擀，三姨包。饺子又出现在盖帘上，一排一排，整整齐齐。

我出去抱柴火。柴火堆在院角，是秋天砍的树枝，晒干了，很轻。我抱了一捆，走进堂屋，放在灶边。

父亲劈完柴，也抱进来一些。柴火堆在灶边，像一座小山。

“晚上烧炕，”父亲说，“西屋的炕也得烧。”

“嗯。”我说。

“多烧点，”父亲说，“别让孩子冷着。”

我去西屋看炕。炕是土炕，很大，能睡四五个人。炕洞在屋外，我出去，往炕洞里塞柴火，点着。火苗窜起来，烟从烟囱冒出去。

回到堂屋时，饺子已经包了一半。母亲和三姨在说话，声音很低。

“……年后我去矿上一趟。”三姨说。

“一个人去？”

“嗯。”

“我陪你去。”

“不用，姐，你忙。”

“忙什么，地里没活。”

“那……行吧。”

饺子包完了，又是三个盖帘。母亲把饺子收起来，和中午剩的一起挂在房梁上。

“晚上吃三十个，”母亲说，“剩下的明天吃。”

“够了。”三姨说。

下午四点，天阴得更厉害了。云层低垂，灰蒙蒙的。风也大了，吹得门板嘎吱响。

父亲说：“要下雪了。”

“下雪好，”母亲说，“瑞雪兆丰年。”

“是啊。”三姨说。

孩子们在堂屋里玩。秀英教秀梅写字，用树枝在地上写。秀梅学得很认真，一笔一画。建军在玩一个木陀螺，父亲给他做的，转起来嗡嗡响。

我看着他们，忽然想起弟弟小海。他在奶奶家，应该也在玩吧。奶奶会给他做糖三角，会给他讲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