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早年追随汪精卫，后来才看清他真面目：他的虚伪已被我戳穿

1927年4月17日清晨，长江江面泛着薄雾，正在返汉途中的军舰甲板上，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望着水面，心里其实比江水还要浑浊。几天前，上海传来“清党”枪声，蒋介石与汪精卫分道扬镳；而自己麾下的第四、十一两军尽在武汉，天平似乎已默默为他做出选择。回想当年跟随孙中山誓师北伐时的热血，张发奎心里五味杂陈。

那一年，张发奎四十出头，正是锋芒毕露的年纪。他出生于广东香山，读过甲午后的新式学堂，也留过学，骨子里崇尚民主革命。他追随孙中山，经历粤军东征、北伐，靠着敢打敢拼的名声，一路升至第四军十二师师长。北伐初期，叶挺的独立团在他麾下横扫半壁江山，“铁军”之名不胫而走。那股子锋利，让蒋介石心里又爱又怕，三千大洋、一纸赞语都不到位时，他再添五千，外加殷切叮咛：“向华，好好做军人，少掺和政治。”

这番话表面诚恳，实则暗藏戒备。蒋深知粤系将领多半心有旁骛，稍不留神就会左右观望。张发奎嘴上称谢，心里却另有算盘。就在同一时期，汪精卫在武汉摆出“孙先生嫡传”的姿态：他手握党之名义，却无兵权，正需铁军当靠山。于是在汪、蒋之间，张发奎选择了前者。原因很简单——孙中山的遗嘱是汪执笔记录，革命旗号听起来更正统；再者，汪未染指军权，军中不乏左翼军官，张发奎在政治上似乎更安全。

武汉政权决定继续北伐，张发奎奉命出征河南。6月收兵回武昌时，他已从第四军军长一跃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上统辖三个军，外人看是春风得意，其实暗流汹涌。蒋介石以金条、武器诱降；中共也派叶剑英、贺龙争取；而汪精卫则在背后不时“空头支票”，诸如“北伐成功后，军政大权一并相授”之类。张发奎自问：“三条路，总得选一条。”

南昌起义前夜，周恩来给叶剑英打去一个暗号：“星火可燎原。”叶剑英随即潜至张发奎住处试探是否同进退。有史料称，张并未立即拒绝，只是摇头低语：“我是一名军人，不能轻弃职守。”最终，他没有上船，却也没举枪镇压贺、叶。当夜，二方面军三分之二被起义军带走，张发奎眼睁睁看着部队“搬空”，却未追剿，而是退至九江整顿残部。

七月的江城，谣言比酷暑更炽热。有人说张发奎要倒向蒋介石，有人说他将与李济深联手自立，一时众说纷纭。实际上，他依旧把宝押在汪精卫身上。十一月广州形势骤变，张、黄琪翔联合发动“张黄事变”，想扶汪反蒋。计划周密，人手却捉襟见肘；李济深、陈济棠的粤军一合围，局面即瓦解。此后，广州城内爆发广州起义，张发奎兵回穗城，血腥镇压，史家估计被杀者逾五千。自此，昔日“铁军”元气大伤，他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转眼到1930年，中原大战烽烟四起。张发奎率残余“铁军”赴湘助李宗仁，却被蒋、桂争斗夹击，损失惨重。四面楚歌之际，他写信给汪精卫，盼老长官拔刀相助。信飞到南昌，汪精卫只回两句话：“国事多艰，汝自为计。”张发奎读罢，恨得咬牙：“早知如此，当年又何苦！”然而军人身份束缚了他的脚步，他只得率部迁至江西，参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1932年3月，张发奎抵达南京想再求汪精卫安置部属。陈璧君挡在门口，满脸客套：“先生身体微恙，改日吧。”两天后，汪却随从容离沪赴杭。张发奎察觉受辱，再登门时恰听屋内传出一句“又来了，讨厌”，此话如一把刀割开了多年情分。他回到寓所，对幕僚拍案而起：“他的虚伪已被我戳穿！”

不久，张发奎将手中零落的旧部名单一一写好，递交汪府，请求安置。对面只回了空洞的“研究办理”。一次、两次，始终无果；曾经誓死追随者，如今成了门外客。面对旧部的质疑，张发奎只能干巴巴劝慰：“再等等，他会给答复的。”言语间再无底气。

1935年，国民党内部“西山会议派”与“中央”派矛盾激化，张发奎再试图自立，却已人心涣散。随军日久的老兵无不感慨：那位当年齐步冲锋、边挥手边喊“弟兄们跟我上”的向华将军，陷在政争的泥潭，越来越像一位疲惫的官僚。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军系统将张发奎推去指挥南路，名义显赫，实权有限。1938年广州失守，第四军撤向桂南，打了几场硬仗，却始终无力改变战局。战后，张发奎对汪的投敌行为大失所望，他对友人摇头：“他把对蒋的怨气盖过了对日寇的仇，这一步，走绝了。”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张发奎自忖早已与蒋、汪两头切割，决定留在香港安居。1979年，中央对他发出和平邀请，翌年3月10日，他在港病逝，终年85岁。讣电抵达北京，叶剑英以“乡情旧谊”八字寄哀，昔日参谋长与总指挥的惺惺相惜跃然纸上。

张发奎的一生，对与错并存。北伐时，他是人人敬服的“铁军之父”，可在关键岔口，却因私情错押汪精卫。若当年不是执念于“孙中山遗嘱掌故”，也许结局会完全不同；但历史没有假设，他用半生代价换来的醒悟，只留在那句“他的虚伪已被我戳穿”里，成为后人解读民国风云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