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中国“梦文化”与康儒博的梦境研究

从古至今，人人都会做梦，但是很少人认真想过，“梦”在古代中国社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列文森奖得主、中国宗教和文化史学家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以跨学科视角解析道佛修行与梦境净化，揭秘战国后期至晚唐时期中国梦文化的社会建构。

在康儒博看来，做梦与古代中国人的自我修行法度一直存在着一种密切又紧张的关系。他在本书前言中写道，古代修行者“旨在将其大部分体验和举止纳入掌控之中。他们接受了一些生活规则，旨在约束自己的身体、思想、饮食、言语、知觉与感觉、食欲和欲望、性欲、与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关系，有时甚至包括呼吸。”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梦是“不协调、不可预测、无法控制”的，因此，做梦往往会与上述精心构建的自我塑造计划相抵触。“做梦可能会破坏这些计划，也可能被用来强化它们，甚至可能开发出实践它们的新方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鉴于人类做梦的频率与自由程度，任何自我修行实践的法度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做梦问题。”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道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陈鼓应的推荐序，原文标题为《康儒博的中国梦境研究》。

康儒博的中国梦境研究

作者｜陈鼓应

康儒博教授近年来相继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战国后期至晚唐时期关于梦与做梦的文本的学术著作，分别是《中国梦境：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The Chinese Dreamscape, 300 BCE–800 CE，2020）和《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Dreaming and Self-Cultivation in China, 300 BCE–800 CE，2023）。东方出版中心及时地引进出版了译本，让中文学界能够更加方便地阅读这两部优秀的汉学著作，这是嘉惠学林的好事。出版社嘱我为《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作序，我谨就康儒博的汉学研究，简单谈谈关于此书的心得。

康儒博长期关注中国古代与中古时期的神圣、灵异、鬼怪书写。在《中国梦境》出版之前，他翻译和研究了一系列志怪小说，以及《神仙传》《冥祥记》《异苑》等文本。可以说，他的汉学研究建立在译解中国古典文献的基础之上。我也做过一些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和研究，略知其中的甘苦与奥妙。无论是全译还是选译，研究者都必须透彻理解文献的每一个字词，贯通厘清文献整体和部分的意思；还要努力穷尽相关文献，与已有研究进行学术“对话”，避免重复性研究。很多时候，学问就是这样水到渠成地做出来的。我想，翻译与研究的互相成就、表述转化与思想会通的回旋提升，应该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者的必经之路，有助于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康儒博的许多翻译著作是国内文学和宗教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仍有待翻译为白话文文本，沾溉学界。

《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

作者：[美]康儒博

译者：罗启权

版本：时刻人文｜东方出版中心

2026年1月

在理论研究方面，康儒博主要涉及孔子所谓“怪、力、乱、神”的领域，但他并不沉浸在这些奇幻的世界之中作“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重述，也不着意考证古人所思所想所写的内容是否真实客观，而是综合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其社会化的整体绘制脉络呈现出来。比如，《造仙：早期中古中国的异行者与社会记忆》（Making Transcendents : 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2009）研究的是求仙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关于求仙者的故事是如何把“仙”制造出来的，也即考察古人如何通过特立独行的修行方式及社会记忆来创造“仙”文化。《中国梦境》则研究古人如何建构梦的形态或结构——一种关于梦的文化的集体想象物，涉及古人对梦的类型、意义、组成、功能的言说和想象，以及古人对梦的回应，梦在古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眼前这本《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则聚焦于道、佛二教如何基于净化恶梦的目标，制定出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以及修行者又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并因而在实修群体中拥有社会化的梦生活等问题；康儒博希望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梦与自我修行的角度展现道、佛二教的教义和教派产生及演变的线索。从关注领域和研究旨趣可知，由于康儒博一以贯之的研究路径是从古人的书写中挖掘其社会背景、社会根基、社会建构，他笔下的神圣就被他拉到了人间，而那些精灵和鬼怪，也被他融入了世俗之中。显然，康儒博不仅重视上层精英文化，而且细心探究更广大而同样精彩纷呈的下层民间的宗教和社会，他的思想因此在上下层文化的交汇处尽情驰骋。

根据上述整体的认知，不难理解为什么康儒博两部研究梦的著作，可以在保持学术专业性的同时又具有相当的趣味性。康儒博指出，研究者真正面对的只有文本而已，是文本所承载的观念，以及对观念背后的行为、事件的书写，进入了研究者的视域。所以，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处理文本的方式：一方面，尽最大努力直面文本，充分地尊重文本的“他异性”（alterity），让文本说话；另一方面，袒露自己知识和视域的有限性、作为“局外人的惊奇”，并有意地保留自己在文字架构和语言表达上的个人偏好。在这样一种文化观的主导下，康儒博的写作实践自觉地和理论先行、西方中心主义等研究方法保持距离。康儒博的理论创造在于，他在《中国梦境》中根据梦的构成要素和功能，将梦划分为驱魔、前瞻、到访、诊断和溢出五种“范式”（paradigm），并在此范式之下，逐一审视中国古人对林林总总的梦与梦中自我之间的关系予以秩序化的方式，揭示中国古人到底是如何生活在多种文化、多种自然、多个周围世界和多个经验的世界之间的互渗之中的。

陈鼓应，1956-1963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京大学等，201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2021年10月，被聘请为河南省鹿邑县老子学院（研究院）名誉院长。2025年5月，受聘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主编CSSCI来源集刊《道家文化研究》，出版多部书籍，多次获得国内国际学术奖项。出版《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道家哲学主干说》《道家的人文精神》《庄子人性论》《易传与道家思想》《道家易学建构》《悲剧哲学家尼采》等专著。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只是略微提及前瞻和到访范式，而重点阐述了净化、诊断和溢出范式。在他看来，驱魔是净化的一种手段，所以驱魔范式应该被包含于净化范式之中。恶梦即为染污梦，它所涉及的领域并非善良与邪恶，而是洁净与染污。恶梦之所以是肮脏、恶心、不正当或染污的，主要是因为它有悖离人们日常可控秩序的内容，而衡量内容悖离秩序与否的标准，是在特定实修群体甚至特定文化群体中设立的，因而具有社会性。为了净化恶梦，神圣者制定了一系列自我修行准则。康儒博认为，这些自我修行准则对修行者有路可循地修行自我极有助益；更重要的是，它们让修行者得以维系其与实修群体、传统的关系，使他们保持自我的洁净性，因此仍然是实修群体中的一员，而非“他者”。他说：“在中古中国文化这样的文化中，重要的似乎是通过指导、自我省察与仪式实践来形成自我和建立派系。……最重要的不是个体体验本身，而是实修群体中其他人对这些体验的解释与接受。”这样的观点富有洞见，也能找到坚实的文本支撑。至于他对诊断和溢出范式的讨论，则由于篇幅所限，请读者自行参看。

我要强调的是，从《中国梦境》到《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康儒博建构的梦范式的变化，诚然是他的研究视域转换到梦与自我修行的关系所造成的，但也是他在梦研究领域深耕不辍所获得学术精进的结果。据说他正在撰写第三部相关著作《自我修行者的宇宙》（A Cosmos of Self-Cultivators），这是否对我们中文学界形成了一种回应的期许？我想，突破点可能有两个，一是康儒博鲜有论述的儒家文本，二是公元800年之后更长时段的文本。关于前者，宋明理学家就明确将梦作为自我修行的场域——甚至我们是否可以说，先秦儒家奉为圭臬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慎独”等思想，可以成为“梦的加修时间”（oneiric overtime）观念的源头？关于后者，晚唐以来的说梦遍布三教、民间文化与各种信仰之中，仍然有待梳理、讨论。

《中国梦境》

作者：[美]康儒博

译者：罗启权 等

版本：时刻人文｜东方出版中心

2024年7月

无独有偶，康儒博这两部著作都以“庄周梦蝶”隐喻结尾。在《中国梦境》中，康儒博是为了阐明古人（也包括康儒博自己）绘制的所有中国梦境，其秩序从根本上讲都是相对的，难逃“物化”观的消解。在《中国的梦与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则是借助庄子泯然于梦醒之间的智慧，反思、松动自我修行准则对修行者的绑缚。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彰显出一种更为彻底的哲学的态度，而净化恶梦、诊断梦、通过梦而到访做梦者等思想则不免走向宗教。这其间的转折点引人深思。

最后，正如康儒博在《中国梦境》中的提醒：

关于梦的话语主要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或者客观的。对梦的思考、写作、阅读和谈论，就像在上古和中古时期社会中的大多数其他事物一样，在我们看来是

“哲学的”，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生活技巧。关于梦的问题总是与如何最好地生活的问题紧密相连。

我想，他的梦研究三部曲也是实践性的。希望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对我们思考如何最好地生活有所启发。我也期待将来有更多既有深度又有趣的研究著作面世，有更多优秀的汉学著作被引进并拥有优秀的译本。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陈鼓应；编辑：李永博；导语校对：贾宁。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报名参加年度阅读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