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咱们聊到,刘秀是个体面人。
他用一招精妙的“柔道”,跟天下的豪强地主签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
大家坐下来分蛋糕,你好我好大家好,大汉这艘破船被他修修补补,总算是又下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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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刘秀的这份“体面”,是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
他为了换取豪强的支持,放弃了对社会最底层的彻底掌控,也放弃了皇权对他人的绝对碾压。
他把皇权变成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既然是“有限责任”,那就意味着皇帝不是唯一的庄家。
当那个最会打仗、最有威望的董事长刘秀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东汉这个巨大的商业帝国,立刻暴露出它基因里的缺陷。
这个缺陷,像癌细胞一样扩散,最终长成了一个让后人看着都觉得惊悚的“双头怪胎”:外戚与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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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东汉历史,会觉得很累。
为啥?因为名字太多,皇帝死得太快,剧情又总是重复。
小皇帝登基 > 太后临朝 > 舅舅(外戚)掌权 > 皇帝长大了不爽 > 找身边的太监(宦官)弄死舅舅 > 太监掌权 > 皇帝又死了 > 新的小皇帝登基……
这就好比这台电脑中了病毒,无限蓝屏重启。
今天,咱们来聊聊。
权力的黑盒:当皇帝成了“稀缺资源”
首先,我们得明白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东汉,皇帝不是“人”,而是一个“章”。
刘秀之后的东汉皇帝,有一个极其诡异的规律:短命。
除了开头两三个皇帝还算正常,后面的皇帝,寿命几乎都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徘徊。
殇帝1岁死,冲帝3岁死,质帝9岁死……
这仅仅是基因不好吗?
当然不是。
在权力的逻辑里,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操控的傀儡,那么“年幼”就是你最大的美德,“短命”就是你最好的归宿。
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当老皇帝一死,孤儿寡母留在大殿上。
这时候,年轻的太后六神无主。
她能信谁?
信大臣?那帮读圣贤书的老头子,满嘴大道理,心里全是家族利益,太后那是外人。
信宗室?
那是皇位的潜在竞争者,防都来不及。
太后唯一能信的,就是娘家人。
于是,太后的爸爸、哥哥、弟弟(也就是外戚),立刻从“皇亲国戚”变成了“帝国CEO”。
大将军的印信一挂,尚书台(实际的行政中心)一坐,天下的政令,名义上是皇帝的,实际上都是舅舅家的。
这就是外戚政治。
外戚掌权,不仅是因为裙带关系,更是一种皇权的自我防御机制。
因为皇帝太小,皇权太弱,必须引入“母族”的力量来对抗外面那些虎视眈眈的豪强官僚集团。
但是,等到小皇帝长到了十几岁,进入青春期了,问题来了。
皇帝想:“这天下是姓刘的,凭什么舅舅你说了算?”
舅舅想:“这天下虽然姓刘,但这烂摊子是我撑起来的,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听话就行。”
权力是排他的,哪怕是亲舅甥,在龙椅面前也是死敌。
这时候,被困在深宫里的皇帝,举目无亲。朝堂上全是舅舅的人,军队里全是舅舅的马仔。
皇帝能看到谁?
他只能看到每天给他端茶倒水、伺候他上厕所、甚至陪他玩游戏的那些人:宦官。
对于皇帝来说,这些身体残缺的人,才是唯一的“自己人”。
因为他们没有后代,没有家族(大部分),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在皇帝一个人身上。
于是,一场血腥的政变在深宫悄悄酝酿。
皇帝咬破手指写血书,或者在厕所里密谋,把权力授予宦官。
那一夜,皇宫大门紧闭,禁军出动,昔日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全家被杀,人头落地。
第二天太阳升起,皇帝夺回了权力。
但皇帝真的赢了吗?没有。
因为他发现,他离不开这些帮他杀人的宦官。
于是,权力的接力棒,从“舅舅”手里,交到了“公公”手里。
这就是宦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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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掌权比外戚更可怕。
外戚好歹还要点脸面,毕竟是世家大族;
宦官没有退路,他们知道自己被天下人看不起,所以捞钱更狠,手段更毒,心理更扭曲。
这就是东汉权力的死循环。
它不是正常的行政更替,而是一次次寄生虫之间的宿主争夺战。
资源的垄断:豪强与寒门的生死局
如果说宫廷里的杀戮是“上层建筑”,那么社会的资源分配就是“经济基础”。
咱们上一章说了,刘秀对豪强妥协了。
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豪强做大,大到国家都管不了。
东汉的社会资源,基本上被两拨人垄断。
第一拨,是累世公卿的士族豪强(比如著名的袁绍家族,“四世三公”)。他们垄断了做官的渠道。
举孝廉?那是给自家子弟准备的。
读书?书都在他们家里。
土地?这片山头到那片河滩,都是王老爷家的。
第二拨,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外戚和宦官集团。
这两拨人,为了抢资源,打得头破血流。
外戚通常代表的是“超级豪强”的利益。
比如那个跋扈将军梁冀,他家里的钱,比国库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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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圈占的皇家园林,老百姓进去抓只兔子都要被处死。
而宦官呢?
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因为没饭吃才切了那一刀进宫。
一朝得势,他们对财富的渴望是报复性的。
宦官集团虽然身体残缺,但他们通过认干儿子、干孙子,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阉党家族”。
他们在地方上强占土地,掠夺人口,把原本就紧张的生存资源搜刮得干干净净。
在这两头巨兽的撕咬下,普通地主和寒门子弟没路走了。
以前,你读好书,修身养性,还能被举荐当个官。
现在?官位明码标价。
汉灵帝时期,甚至在西园公然开店卖官。
太守两千万,县令四百万。想当官?先交钱。
这不仅是腐败,这是国家权力的私有化和变现。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彻底堵死。
一个社会,如果不给底层人留一点往上爬的希望,那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高压锅。
资源分配的极度失衡,让东汉的经济结构变成了“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
顶层富得流油,底层连底裤都当了。
思想的对抗:清流与浊流的殊死搏斗
面对这种令人窒息的黑暗,有没有人反抗?
有。这就是东汉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幕:党锢之祸。
我们说过,刘秀当年为了治愈社会创伤,大力表彰气节。
这颗种子,长出了一群真正有骨气的读书人,也就是太学生和士大夫。
他们自诩为“清流”。
他们看不惯外戚的嚣张,更看不惯宦官的肮脏。
他们用儒家的道德标准,去抨击朝政,去弹劾奸臣。
这不仅仅是政治斗争,这是一场价值观的战争。
在“清流”眼里,这个世界是有是非黑白的,君君臣臣是有规矩的。
在“宦官”(浊流)眼里,这个世界只有利益,只有谁的大腿粗。
太学生们领袖李膺、陈蕃等人,成了当时的“超级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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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一句话,比圣旨还管用。
天下的读书人,都以能进他们的圈子为荣,叫“登龙门”。
这种强大的舆论力量,让宦官集团感到了恐惧。
因为宦官不仅要把持权力,还要争夺“解释权”。
宦官们想:“你们这帮读书人,天天骂我们是阉竖,骂我们祸国殃民。好,既然你们自命清高,那我就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于是,宦官利用皇帝的信任,给这帮读书人扣上了一个致命的帽子:
“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这就是著名的“党锢”。
第一次党锢,抓了李膺等人,后来放了,但终身禁锢,不许做官。
第二次党锢,直接大开杀戒。
无数名士死在狱中,无数家族被流放。
这不仅仅是杀了多少人的问题,这是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从此之后,儒家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碎了一地。
一部分读书人绝望了,躲进深山老林,开始谈玄论道,不再过问政治(这就开启了后来魏晋风度的先河)。
另一部分读书人黑化了,他们意识到,光靠嘴炮是斗不过刀子的,要斗,就得比坏人更狠(这孕育了曹操这种枭雄)。
思想,本该是服务于统治的粘合剂。
但在东汉末年,思想成了统治者的敌人。
当一个政权把所有有良知、有能力的人都推向对立面时,它的倒计时就开始了。
底层的呐喊:谁给了苍天一记耳光?
说了这么多大人物的恩怨情仇,最后,我们还得把目光投向当时的老百姓。
在皇宫里杀得人头滚滚的时候,在士大夫们慷慨激昂的时候,老百姓在干什么?
他们在吃土。真的在吃土。
东汉末年,是个灾难频发的时代。
瘟疫、干旱、洪水,轮番上阵。
如果朝廷正常,还能赈灾。
但现在的朝廷,上面是外戚和宦官在抢钱,中间是卖官鬻爵的贪官在回本,下面是豪强地主在兼并土地。
老百姓手里那点地,早就没了。
他们变成了流民,变成了豪强的家奴。
刘秀当年苦心经营的“三十税一”,早就成了一句笑话。
各种苛捐杂税,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了最后一滴血。
当生存成了奢望,迷信就成了救命稻草。
既然孔夫子救不了我们,既然皇帝救不了我们,那我们就求神仙吧。
在这个绝望的土壤里,一种叫“太平道”的东西开始疯狂蔓延。
一个叫张角的落第秀才,拿着符水,走进了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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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对大家讲什么“三纲五常”,他只讲: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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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六个字,是文言文里最直白的宣战书。
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把我们当草芥的旧世道,该死了!咱们穷人的好日子,要来了!”
对于朝廷来说,这是一群“蛾贼”;
但对于那些几代人都没吃过一顿饱饭的农民来说,这是唯一的希望。
公元184年,三十六方教众同时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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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头上裹着黄头巾的农民,拿着锄头、木棒,如潮水般冲向了代表帝国威严的州郡官府。
这就是因果。
皇权放任了豪强,豪强挤压了百姓;
皇权依赖了宦官,宦官腐蚀了政治;
皇权打击了士人,士人放弃了责任。
最后,这一切的苦果,汇聚成一股滔天的怒火,从最底层喷涌而出。
回头看东汉这195年的历史,就像是看着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在后天的畸形教育下,一步步走向疯狂。
刘秀的“柔”,确实延续了汉朝的命,但他没能解决,或者说他没法解决那个结构性的死结:
皇权要想集中,就得削弱豪强;
要削弱豪强,就得用非常手段(外戚宦官);
用了非常手段,就得饮鸩止渴。
这是一个死局。
外戚专权,是因为皇帝太小;
皇帝太小,是因为生不出儿子或者死得早;
死得早,是因为宫廷环境太恶劣……
在这个封闭的黑盒子里,人性中最贪婪、最阴暗的一面被无限放大。
那个曾经横扫匈奴、虽远必诛的大汉,那个曾经张骞凿空、丝路花雨的大汉,最终变成了一个满身脓疮的老人。
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它撕开了大汉最后一块遮羞布。
为了镇压起义,朝廷不得不把军权下放给地方的州牧。
这一放,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那些原本就蠢蠢欲动的豪强、军阀,终于等到了机会。
他们不再满足于当“股东”,他们要进场当“庄家”了。
董卓,那个来自西凉的野蛮人,正骑着高头大马,望着洛阳城的方向冷笑。
曹操,那个宦官之后,正摸着腰间的宝剑,思考着什么是真正的“治世能臣”。
刘备,那个卖草鞋的皇叔,正在集市上寻找着他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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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英雄与枭雄并起,热血与诡诈齐飞的三国时代,即将在东汉的废墟上拔地而起。
真正的乱世,才刚刚开始。
下一章预告:三国序曲:为什么说董卓进京,是帝国崩塌的最后一声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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