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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多或少都遇过这样的人:永远「再五分钟就到」,会议开始后才若无其事地出现,迟到久了,仿佛成了性格设定的一部分。近年来,这种状况开始被一个词汇重新解释——时间盲感(time blindness)。
它在临床研究中存在已久,如今却频繁出现在社群平台的自我描述里,也让人忍不住追问:这究竟是一种神经机制上的困难,还是被包装得更体面的失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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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时间盲感,指的是难以感知时间流逝、无法准确估算一件事需要多久完成的状态。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心理治疗师史蒂芬妮萨基斯(Stephanie Sarkis)指出,这与大脑额叶的执行功能密切相关,也是许多ADHD(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患者身上相当明确的特征。
她强调,人人都可能偶尔迟到,但在ADHD的情况下,影响并不只限于行程延误,而是会出现「功能性受损」,波及家庭关系、社交互动、工作表现与金钱管理等层面。
将时间感知障碍与ADHD连结起来,其实并非新观点。麻萨诸塞大学退休的临床神经心理学家罗素巴克利(Russell Barkley)早在1990年代就提出「时间性近视(temporal myopia)」一词,用来描述患者难以把握未来时间的状态。
只是近年来,随着「时间盲感」在网路上快速扩散,这个标签的使用范围也变得愈来愈宽。
问题正出在这里。并非所有长期迟到的人,都能用神经差异来解释。佛罗里达州治疗师杰佛瑞梅尔策(Jeffrey Meltzer)提醒,在贴上诊断式标签前,更重要的是回头检视行为背后的动机。有些人害怕提早到场后的寒暄,反映的是社交焦虑;有些人长期感到生活被行程压缩,于是透过迟到「偷回」一点掌控感,这种心理机制与所谓的「报复性熬夜」其实相当接近。
还有一种较难被接受的可能性——特权感。梅尔策指出,如果迟到同时伴随其他「理所当然被优待」的行为,那就未必是时间感知的问题,而是一种态度。当迟到成了吸引注意力、制造登场效果的方式,它的本质就已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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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确实存在时间盲感的情况下,专家们也一致认为,理解原因并不等于免除责任。萨基斯本身也是成年后才被诊断出ADHD,她强调,调整与协助的目的,是减少对他人的影响,而不是忽略影响的存在。
因此,解方往往相当务实:使用外部提醒工具、避免只依赖手机查看时间、将任务拆解成更小的步骤、刻意高估每件事所需的时间,而不是相信直觉。这些方法不只对ADHD有帮助,对任何容易迟到的人同样有效。
时间盲感之所以引发这么多讨论,或许正因为碰触到一个不太舒服的事实——迟到的原因可能来自不同地方,但对被等待的人而言,感受往往是一样的。理解成因,可以换来更多同理;但同理,并不等于无限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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