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办案“两全之策”

蓝鼎元，号鹿洲，福建漳浦（今福建省漳浦县）人，是清代循吏的典型代表。蓝鼎元的办案智慧既植根于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传统，又来源于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由其纂辑的案例集《鹿洲公案》（又名《蓝公案》《公案偶记》），集中体现了“明刑弼教”的办案理念。该书共收录了二十四则案例，多为蓝鼎元亲身审理的真实案件，内容涵盖田产纠纷、命案、盗贼、家庭伦理等清代地方治理的多个方面。

　　所谓“明刑弼教”，即明确刑罚以辅弼礼乐教化，这一思想可追溯至先秦儒家。孔子虽以“无讼”为目的，但也表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质言之，孔子虽主观上追求“无讼”，但也承认客观上不得不“听讼”，反映出早期儒家对刑罚制裁与礼乐教化的折中态度。继孔子之后，荀子进一步认可刑罚在社会治理中的特殊作用，同时强调礼义教化无法完全代替刑罚，其在《荀子·成相》中提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确礼义教化是涵养人心的根本，刑罚是禁止暴乱、规范秩序的保障。这一思想跳出了“礼主刑辅”“专任刑罚”的片面误区，成为“明刑弼教”思想的重要渊源。蓝鼎元将“明刑”与“弼教”贯穿审案、判案全过程，以刑罚严惩无良讼师、整顿吏治，用明确的惩戒划定治理底线；在明刑的基础上，以礼义教化化解社会矛盾，用伦理道德浸润人心，修复社会关系。

　　“忍心长舌”公案便是“明刑弼教”理念的生动体现。蓝鼎元通过明确刑罚适用、坚守司法公正，惩治不法行为，同时洞察情理、抚慰人心，避免矛盾纠纷激化，实现惩恶与扬善的有机统一。该案中，林贤娘与刘公喜结婚十余年，育有一子一女。林贤娘在其父林振龙、兄林开乔的教唆下改嫁他人，为掩盖背弃亲夫的罪名，又诬告刘公喜非其公婆所生且嗜赌成性以致家境困窘。蓝鼎元未轻信林贤娘的一面之词，通过查访街坊邻居的证言、审讯案件关系人，最终识破其阴谋。

　　结合邻里证词，确定林贤娘存在诬告嫌疑后，蓝鼎元最终判决对林贤娘施以杖刑，这不仅是对她违背夫妻伦理失德行为的惩治，更是对其诬告他人行为的追责，并要求林贤娘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迅速离开本县跟随后夫生活。此举以刑罚为标尺，明确了夫妻和睦、诚实无欺的社会底线，让百姓直观感受到“失德违法必受严惩”，彰显“明刑弼教”的核心逻辑。同时，这一安排既避免了林贤娘留在本地与前夫家、娘家长期纠葛引发新矛盾，也防止她与后夫家产生嫌隙进而滋生新冲突，体现出蓝鼎元断案既聚焦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又兼顾社会秩序稳定和谐的治理考量。

　　面对教唆犯林振龙、林开乔父子，蓝鼎元在判决中展现了“弼教”，即“宽严相济”的智慧。林振龙为谋私利教唆女儿背弃亲夫，事后还妄图借势狡辩，蓝鼎元考虑他年事已高，未施加重刑，仅令退还收受的聘礼，同时赎回刘公喜的幼女。这一判决契合“恤老”的伦理传统。林开乔虽直接参与教唆诬告，但蓝鼎元考虑到其母钟氏刚离世，遵循古代“恤丧”“丁忧”的司法宽宥传统，仅对其予以训诫。这样的差异化判决，既避免了刑罚过苛引发抵触心理，又将天理、人情融入判决，让百姓感受到判决背后的教化温情。

　　“猪血有灵”案同样是对“明刑弼教”的鲜活实践。该案中，蓝鼎元以刑罚惩治无良讼师，以教化匡正恶意诉讼，既打击讼师滥诉的恶行，又在百姓心中筑牢向善的底线。无良讼师陈兴泰以教唆诉讼为生，常捏造罪名、诱骗他人诬告以勒索良善百姓，经年累月致多人家破人亡。蔡阿灶抱病饿死于庙中，陈兴泰视之为可乘之机，串通蔡氏兄弟（蔡阿辰、蔡阿完、蔡阿尾）将蔡阿灶的尸体移至陈兴觐家门外，欲行勒索。勒索失败后，陈兴泰又与蔡阿尾合谋继续诬告牟利，还率众持械殴打陈兴觐及其家人，抢夺财物、横行乡里。

　　蓝鼎元未轻信一面之词，通过审讯蔡氏兄弟、查阅案件相关人员的证言，最终戳破其阴谋。他对陈兴泰施加杖刑，并追讨其非法所得，以刑罚明确诚实守信、不唆讼害人的行为底线，引导百姓树立“作恶必受惩”的价值观。在“弼教”层面，蓝鼎元并未对被陈兴泰诱骗的蔡氏兄弟施以重罚，而是以“天理良心”劝导其坦白。这样的判决既明辨是非，又体恤蔡氏兄弟穷困潦倒的处境，通过区分首恶与从犯、厘清罪责轻重作出差异化处置，避免矛盾纠纷进一步扩大。

　　蓝鼎元以刑罚严惩无良讼师的作恶行径，以伦理道德浸润人心。该案最后，陈兴泰为逃避惩处，用猪血书写状词向道台诬告申诉，最终暂时逃脱了追责。但从“明刑弼教”的核心目标来看，蓝鼎元的审理让百姓认清了无良讼师教唆诉讼、勒索良善的危害，明确了“良善不欺、违法必惩”的底线思维，达到了“明刑弼教”的初衷。

　　在古代社会，“明刑弼教”的实践成效依赖于个别循吏的个人操守与专业素养，难以形成稳定、普遍的治理效能。在当代法治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可依托法律制度、价值引领、社会治理等多元体系协同发力，使“明刑弼教”的合理内核焕发新的生机。当代法治语境下，刑罚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刑罚划定公民的行为底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价值方向，社会治理体系提供配套保障制度，三者相互支撑，既能避免古代社会“刑”“教”失衡的困境，又能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让公平正义深入人心。这正是当代社会对传统“明刑弼教”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超越升华。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