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孩子，是种“扭曲的权力”

不久前，社会人类学学者项飙与作家梁鸿在北京做了一场对谈。对谈的起因是梁鸿书写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著作《要有光》，项飙说，在这本书里他感受到一种力量。

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危机，项飙自己也关注很久了。他曾谈论过年轻一代的沉重感，也表达过对青少年抑郁的担忧，同时他本身就是一位父亲，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一样面临着许多冲突与焦虑。

就与此相关的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对项飙进行了一次专访。

AI插画/adan

年轻一代的成长背负了大量凝视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观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形成了怎样一些思考？

项飙：我从2014年以后开始比较多地关注一些公众讨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就是很自然地、跟所有中国社会的成年人一样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我觉得，心理生态的危机意味着我们对情绪、能量包括希望感、意义感的组织模式是必须改变的。我们通常说的不可持续发展是指自然资源不能承载，有时候我害怕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和情绪结构其实首先就不允许我们再这样发展了，这种危机不比自然资源的危机轻。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过一个观点，“不应该忽视如今中国年轻一代的沉重感”，可否展开讲讲你看到的这种沉重感？

项飙：这种沉重感来自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背负了大量的期望、凝视。父母的付出确实是牺牲性的、真诚的，但也是有很严肃的前提的，那就是你得基本上成功，然后到了某个节点上，比方说工作不好找，那么这十几年的凝视和期待怎么样去面对，加上前面讲的他们对生活还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象，所以就很难找到既让父母觉得安心，也让自己安心的一个结果。沉重感就这样产生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当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

项飙：原因可以聚焦到自我意识上。这个自我意识是表面上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其实心里是非常在乎的。

以前的孩子自我意识可能没那么强，别人说什么都听听，然后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观点里形成对现实丰富性和矛盾性的一个总体判断，主体性反而是很强的。现在的孩子因为一切是从自己出发，我就是要这样、我要活出自己的样子，对生活的感知变得非常敏感，但这个敏感缺乏经验基础，所以一点点风吹草动就是巨大的打击，稍微外面情况不一样就觉得是被毒打。

《中国新闻周刊》：在面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时候，经常还存在另一种声音，认为任何人的成长都是磕磕绊绊的，自己年少的时候也经历过种种，但终究也长大了。你认为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还是说以前我们只是缺乏对心理问题的关注和统计、信息传播能力不足也让我们误以为没那么严重？或者，如今确实不同于从前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项飙：我没有一手资料证明以前是不是有那么多，但我觉得不能接受的一个说法是，今天我们关注了所以变得严重了，那就不要关注它，它自然就过去了。它也许是过渡性的（现象和问题），有可能过些年就会好了，未来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在事情变好之前，此刻就是要百分百去面对它。

项飙 图/受访者提供

“附近”的消失

是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都知道你提出过“附近”的概念，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很多家长、老师、学校会觉得你就生活在我们的密切关注里，就生活在“附近”。

项飙：“附近”是把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自发性作为理解世界的基础，但家长、老师告诉孩子的是认真学习，社会的事情不要管，抹杀了“附近”，甚至就是要让你逃避、憎恨、恐惧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自发性——学习不好到社会上会被毒打。

找回“附近”是很容易的，关键是家长和老师愿不愿意。家长可能比老师要容易一些，因为老师有工作任务考核，虽然现在学校把大量的教学任务外包给家长，学校和家长高度同构，但家长还是有一些自由度，有些家长也是在这么做的。还有一个是家长自己的“附近”意识很重要，首先家长要觉得“附近”是有趣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家长也是讨厌“附近”的。

《中国新闻周刊》：国外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目前有什么针对性的干预方法和措施？有没有哪些是国内可以借鉴的？

项飙：教育制度的调整，教育期望的调整，从以精英文凭为导向转向更注重为人生服务的教育，职业教育的地位还是要上升，对文凭的强调要下降，大学不要还搞排名。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控制，所以先做具体的局部突破，哪怕是组织一次两次的公共讨论，增强意识，都是会有作用的。

《中国新闻周刊》：比如梁鸿就在相关谈论中说过，我们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卷”也不是，不“卷”也不是，这成为家长和孩子共同的两难。而北大的林小英教授提出过一个概念叫“脱嵌”，她觉得在非常“卷”的教育环境里，大家应该尝试“脱嵌”，我能不能不按照单一的标准来，我能不能有我自己的节奏、找到我自己的价值。你觉得“脱嵌”是可行的吗？

项飙：“脱嵌”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比如弗洛伊德流派就认为直面是一种办法，把潜意识浮现为一个可以叙述的意识，去看那个让你产生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那么有些案例里面，“脱嵌”可能会成为进一步的抑制，就是抑制住那个东西，不去看它。所以我觉得要比较谨慎，必须靠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提出个体的具体的办法。

父母爱孩子

其实是高度社会性的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梁鸿在她的书里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很多人觉得震撼或者难以接受。她说“父母并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限的。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我们的爱没有那么宽广，对待孩子，我们是有条件的，甚至是残酷的”。你怎么理解和看待这句话？你认为“亲子”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和连接？

项飙：梁鸿老师的这段话肯定是基于她自己的反思，是她自己作为母亲的一个理解，并不是对于亲子关系的一个总体论断，而是一个批判性的看法。

我们对父爱母爱有一种纯洁性的想象，特别是当社会生活里面的不稳定、不可测越来越多，人们越会对一些事情产生无条件的纯粹崇拜。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婚姻感情是很不稳定的，大家不太相信浪漫的爱，然后对亲子之爱的关注越来越深，对血缘关系的强调远远超出了夫妻之间基于心灵激荡、基于共同理想的亲密关系，这个是中国家庭的一个重要变化，跟五四以来的主流精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梁鸿老师这段话，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很好的警醒，就是我们要从这种崇拜当中脱离出来。父母爱孩子，其实是一个高度社会性的行为，只不过用一种血缘性包装起来，你希望孩子成功，这个成功根本不是你自己定义的，而是社会的期望，你把孩子往那个方向推，推得如此不遗余力，你觉得你是爱他，但事实上你是被社会左右的。而且在大家觉得生活被挤压、自己的自主性受到动摇的时候，这也成了一种补偿，我为你做决定，我牺牲自己来为你好，你必须接受，讲得难听一点，这是一种自主性能动性的投射、一种扭曲的权力。

《中国新闻周刊》：由此延伸，其实现在“原生家庭”已经成了一个流行词，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带有原罪的归咎对象。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项飙：原生家庭这个说法，一方面我觉得是代表了青年人希望对自己的生命获得更加具体的理解的愿望，另一方面我又对其使用到现在这个程度持有保留态度。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原生家庭变成终极归因之后，中间非常丰富和复杂的过程——整个的成长经历、更大的社会结构、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因素等等——都忽略掉了，这其实蛮危险的，也是造成代际关系紧张的因素之一，本来代际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糟。另一个是把原生家庭当作终极归因，其实是自己失去了一些能动性，有一点把这个责任给淡化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也是一位父亲，在女儿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中，你有过和有着什么矛盾与困境吗？你和女儿之间的相处和沟通模式是什么样的？

项飙：她现在14岁，快15岁了，我跟她最大的矛盾就是关于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这是全世界家长都面对的问题。我的一个想法是只能劝说，反复地耐心地劝说，能劝到什么程度劝到什么程度，不能够强制，强制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可能会有反效果。

她大概最差的是12岁后半段到14岁前半段那两年，对学习很不上心，现在我觉得稍微地有一点点进步了。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个中国父亲，你会为她对学习不上心而焦虑吗？

项飙：焦虑当然也有，但是我又知道焦虑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用的，我的焦虑只能给整个家庭和生活制造紧张感，而不会因为我焦虑她就认真学习，这个相关性为零，更可能为负数。

到现在为止，我是觉得她还是比较孩子的那种感觉，更爱玩儿，看不到学习里面的乐趣，所以有可能未来的一两年内会有些大的改变，但也有可能不改变了，那就是走非学术的道路，上职校呗。当然跟国内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柏林，整个环境不太有学习的那种压力，我也比较接受德国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孩子的能力在另外的方面，你强迫他学习的意义不大。

生活的态度和方式

可以是非英雄主义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柏林的环境不太有学习压力，这可能在许多人听来不算出乎意料，毕竟人们在反思中国乃至东亚教育时经常以德国、北欧等为对照。不过任何社会都有分层，即使再理性、平等地看待所有职业和身份，像你这样的学者在德国也还是受人尊敬的吧？人们对于一位学者和一位蓝领总还是有所差异吧？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乃至孩子的自我期望，应该没有人会天然地愿意选择后者。

项飙：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我不愿意我自己长成这样，但是我有什么办法？我想我应该有更高的成就、赚更多钱，但是如果不现实，为什么要抱着这个愿意苦恼？

有人会说，学习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特别是在孩子受教育的阶段。这涉及对人的“可塑性”的两种理解：通过大量的补习、练习，当然是可以提高分数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可塑的；另一种可塑性是说因为人生的道路很长，人要通过不同的经验不断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这两种可塑性在实践中有点互斥，比如现在的高强度补习，一方面觉得孩子在此刻是可塑的，千万不能失去机会，另一方面则是一定要塑成某一种样子，要抓住的机会只有一种，其他的都不算，都是干扰。

这跟环境有很大关系。如果你的身边充满各种补习班，家长群里互相介绍提高成绩的各种手段，那你就会往这边想。如果你在的环境里从来没有人说这些，孩子之间也不说这些，那你想给他补习也没有机会。另外，如果有人50岁上大学，有人40岁从银行辞职去当农民，你看到的可塑性也不一样。

关于阶层，如果要做人口收入统计，那我可能是属于高阶层。但是在日常生活里，这个统计概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你的感知和决策，又和具体环境有关系。“阶层”本来是个抽象概念，真正落到生活当中主要是通过跟周边的人不断比较才意识到。让阶层意识变得特别强烈的是对阶层下坠的恐惧，看见比自己低的人觉得他们不容易，其实是提醒自己不能掉到那里去。如果生活里没有什么可比的，大家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对稳定的满足，阶层就不会成为平常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更自然考虑到的可能是具体的生活态度、风格、情趣。比如我们见到光鲜的人物，他的生活矫揉造作非常拧巴，那我们不太羡慕，同时一些人收入比我们低，但是他们充满生命力，很有趣很幽默，我们也心向往之。

当然，让命运根据自己的意志转弯，这是一种选择、一种活法。通过额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让命运转弯的，这是一种英雄主义式的生活态度，有很大的能量。这里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样的英雄主义生活方式和非英雄主义的生活方式，存在着一个表达的不对称。因为英雄主义的方式有很强的一元预设，认定人就是让自己过得越来越好，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如果一个人觉得情趣比钱重要，这个人就是虚伪或天真的。再者，英雄主义需要很强的能量去维持，不容忍注意力的分散，所以市面上的英雄主义观点非常强势、非常“雄辩”，非英雄主义的观点不仅不对，而且是一种道德上的挑战，是捣乱。“内卷”者最大的敌人不是跟他竞争的“内卷”者，而是不跟他竞争的人，英雄主义者最讨厌的是非英雄主义者，因为后者说有另外的可能。

《中国新闻周刊》：但现阶段而言，生活的基本需求尚未达到普遍满足和稳定的水平，英雄主义生活态度仍在很大程度上裹挟着大部分人，包括青少年。比如林小英教授观察县中孩子时，那些孩子从进入县中就产生了自卑感，再比如作家黄灯笔下的二本学生、职校学生。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建构自己的未来。所以在实际层面，你对这些孩子有什么建议？在巨大的现实面前，他们该怎么办？怎么成长出一个健康的内心和健全的精神，怎么找到自己的未来？

项飙：我可以讲一下自己的例子。如果1987年我初中毕业时，温州一家陶瓷厂的技校如期招生的话，我就是那个技校的一个学生，两三年之后就在这个工厂当工人。技校不是职业高中，属于纯粹的技能培训，不算正式教育，所以招生不正常，因为那年没招，我才读了普通高中。可以想象，作为技校生的我会延续大人们的一些解释来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没有潜力”“上了高中又考不上大学会更麻烦”等等，我也很可能会用“工业废品”这样的话自嘲。但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就是被淘汰了，觉得自己的生活里没有情趣了，那还真的不一定。

对我来说，最大的烦恼可能是来自大人和那些比我混得好的人对我的深切同情、痛心疾首，以及不断要帮我、给我出主意的那些事。直到现在还会有这种情况，有人说“你干得那么苦，看看别人都混成什么样，他们的生活比你好多了”。我能说什么呢？他们显然没有兴趣要“认得”我，了解我究竟要干什么。他们只是要表达他们的不认可，所以我也只能感谢关心，同时说我确实没有那种能力混得好，但是我觉得我在做自己选择的事情。

我可以送给孩子的一句话是，认命不认输。在我的印象中，害怕失败的成功者有更高的抑郁风险，而不是所谓失败者。

《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不仅是这些孩子，北大徐凯文教授做过的一项调研显示，就连北大的学生也有40％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和动力，迷茫而虚无，他称之为“空心病”。你认为这种“空心病”为何会如此普遍？它是一种当代独有的症候吗？今天的孩子们要怎么做才能远离“空心病”？

项飙：“空心病”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心里面没有兴趣、激情和冲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什么事情都拿不定主意，不能够给自己找到方向。但是“空心病”的原因并不在于“空心”，而是一眼看去周边都是空的，整个世界没有有趣的内容，没有可做的事情。

所以成长环境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出来在街上逛，去组织一个晚会，有真实的朋友，拉一帮人唱歌、打牌、漫无边际地聊天，更容易觉得生活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否则，24小时的生活可以完全被短视频填满，但是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不知道找谁玩，不知道怎么给自己找乐，这个空跟内心的空是一致的。

发于2026.1.19总第122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项飙：年轻人背负了大量的期望与凝视记者：徐鹏远（xupengyuan@chinanews.com.cn）霍思伊（huosiyi@chinanews.com.cn）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