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不是“审判权”：从贾国龙的吐槽看公共话语权的边界

流量不是“审判权”：从贾国龙的吐槽看公共话语权的边界

当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采访中咬牙说出“老罗你太坏了”，这句直白的控诉背后，不仅残留着一场持续四个月舆论风波的余温，更叩问着流量时代公共话语权的失衡困境。罗永浩凭借自身的公众身份、庞大流量与超强影响力，一次次以“批判者”姿态站上舆论高地，从新东方、俞敏洪、董宇辉到如今的西贝餐饮，其所到之处皆引发品牌震荡。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流量式批判，早已超越合理监督的范畴，沦为裹挟舆论、伤害实体企业的利器。

2025年9月的西贝预制菜风波，堪称流量滥用的典型案例。罗永浩一行五人在西贝消费830元后，仅凭个人体验便在微博发文吐槽“几乎全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这句缺乏实证支撑的情绪化表达，在其千万级粉丝的加持下迅速引爆全网，短短两天内就让西贝全国门店日营业额累计下滑数百万元，品牌口碑遭遇断崖式下跌。面对汹涌舆情，西贝创始人贾国龙陷入自证清白的循环，不仅公开菜品制作流程、开放全国门店后厨，甚至不得不通过发布致歉信、调整菜品制作标准等方式平息争议，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场缺乏事实核查的个人吐槽。

更值得警惕的是，罗永浩的批判始终带着“双重标准”与“舆论裹挟”的鲜明特质，这在西贝风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一边高呼“不反对预制菜，反对餐馆用预制菜冒充现做菜欺骗消费者”，一边却仅凭主观口感就给西贝贴上“全是预制菜”的标签，甚至悬赏十万元征集证据、寻求专业仪器检测菜品烹制时间，以“追查真相”之名行舆论围剿之实。事实上，依据国家六部门对预制菜的明确定义，西贝当日提供的菜品并不在此范畴，而罗永浩引用的行业报告数据，也与门店实际运营情况存在口径差异。这种“先定罪后举证”的模式，本质是利用流量优势制造信息差，将个人好恶包装成公共诉求，最终迫使企业在汹涌舆情下被动妥协。

这种以流量为背书、缺乏事实支撑的批判，并非首次在罗永浩身上上演。从炮轰新东方的商业模式，到指责俞敏洪与董宇辉的职场纠纷，他的“批判清单”不断拉长，且每次都能借自身影响力精准引爆舆论狂欢，给被批判对象带来实质性冲击。新东方转型直播电商初期，正处于褪去教培标签、探索新路径的阵痛期，罗永浩却公开质疑其“直播带货模式缺乏创新，本质是收割情怀”。这番言论在其千万级粉丝的助推下迅速发酵，不仅让新东方遭遇阶段性舆论阻力，部分合作品牌临时暂停合作，直播场次观看量更一度下滑30%，直接拖慢了转型节奏。而在俞敏洪与董宇辉的职场纠纷中，罗永浩又率先下场站队，指责俞敏洪“不懂珍惜人才，商业化过度消耗董宇辉价值”，将个人主观判断包装成行业正义，进一步放大事件热度。这不仅导致新东方股价出现明显波动，更将董宇辉推向“留任与否”的舆论漩涡，使其个人口碑与职业发展均受牵连。

这些案例背后，藏着罗永浩掌控流量时代“话语权密码”的核心逻辑——以情绪化表达点燃公众情绪，以对立性叙事制造舆论焦点，以道德制高点抢占话语优势，再叠加自身“网红光环”与庞大粉丝基础，快速形成对被批判对象的舆论围剿。这种模式下，被指责的企业和个人往往陷入“越解释越被动”的困境，西贝的遭遇便是最直观的印证。风波过后，西贝累计关闭102家门店，公关副总裁因舆情应对压力离职，全国门店日均客流量较此前下降近四成；即便后续通过调整菜品、优化服务全力挽回口碑，经营业绩也耗时近半年才逐步回升。贾国龙事后坦言，这场风波让他连续40天依赖安眠药入睡，近四十年创业生涯中首次直面如此汹涌的舆情与网络恶语，这份难以言说的煎熬，正是流量话语权过度干预企业正常经营的真实写照。

公众人物手握更大话语权，本应肩负相应的社会责任，以理性、客观、严谨的态度引导舆论、监督问题，而非将影响力异化为私器。但罗永浩的系列操作，恰恰是把个人好恶当作批判标准，用情绪化表达替代事实核查，最终导致舆论失焦、行业受损。西贝风波后期，罗永浩虽两次主动收手，但企业承受的经营损失与品牌创伤已无法逆转；而他在西贝关店后辩称“没有企业能仅因被黑倒闭”，更是刻意无视了流量舆论的叠加破坏效应——消费者因偏见拒绝到店、合作方因口碑危机暂停合作、员工因经营压力人心浮动，这些连锁反应足以成为压垮企业的重要稻草。

贾国龙那句“老罗你太坏了”，不仅是个人情绪的宣泄，更是对流量时代公共话语权边界的叩问。在信息传播日益便捷的今天，流量不应成为“审判权”的代名词，公众人物更不应将影响力当作肆意批判的工具。真正的公共监督，需要建立在事实核查的基础上，需要兼顾多方声音，而非凭借流量优势搞“一言堂”式批判。对于罗永浩们而言，与其沉迷于“批判者”的光环，不如用影响力推动行业规范建设；对于社会而言，更应警惕流量裹挟下的舆论暴力，回归理性判断，给企业留出正常经营的空间。毕竟，流量可以制造一时的舆论狂欢，却无法支撑行业的长远发展，唯有守住话语权的边界，才能实现监督与发展的良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