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给县长当秘书，他落马前夜，给了我一块盖着公章的白条

我这辈子忘不掉的，是1986年那个飘着冷雨的秋夜。

那年我二十二岁，刚从地区农校毕业，托了远房亲戚的关系，被分到县里给新来的县长当秘书。县长姓周，叫周德山，四十出头的年纪，皮肤黝黑，手掌上全是老茧，一看就是从田埂上摸爬滚打出来的。报到那天，他没端半点官架子，递给我一个军绿色的搪瓷缸子，里面泡着粗劣的炒青茶，热气腾腾的，他说：“小伙子，别叫我县长，叫我老周就行。咱这县穷，底子薄，往后跟着我，少不了要跑断腿。”

我那时候年轻，一股子冲劲，巴不得能做出点成绩来。老周是个实在人，不喜欢坐办公室，天天拉着我往乡下跑。那时候县里没通柏油路，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我们坐着一辆老掉牙的北京吉普，车轱辘陷进泥里，就下来推。老周比我有劲，挽着裤腿，踩着稀泥，喊着号子，额头上的汗珠子混着泥水往下淌。有一回在李家坳，他看老乡们种的苹果卖不出去，烂在地里，蹲在果园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眉头皱成了疙瘩。回去后，他熬了三个通宵，写报告，跑地区，找供销社，硬是给老乡们打通了销路。那年秋后，李家坳的果农们挑着最好的苹果送到县政府，老周死活不收，最后拗不过，捡了两个最小的，擦干净递给我一个，咬了一口，笑得满脸褶子：“甜不？这才是老百姓的味道。”

给老周当秘书，累是真累，但心里踏实。他生活简朴，办公室里就一张木桌，一把藤椅，晚上加班晚了，就泡两包方便面，分我一包。他不喝酒，不打牌，唯一的爱好就是写毛笔字，没事的时候，就铺一张旧报纸，蘸着墨汁写“为民”两个字，一笔一划，苍劲有力。那时候我总觉得，跟着这样的县长，准能把这穷县带出个样来。

可慢慢地，我发现有些事情不对劲了。

先是县里要建化肥厂，这个项目是老周一手牵头的，说是能解决县里的农业用肥问题。可项目刚启动，就有人找上门来。有个姓王的包工头，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堵在办公室门口，笑眯眯地说要给县长“汇报工作”。老周当时脸就沉了，指着门口说：“东西拿走，有事说事。”那包工头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可没过几天，我就看见老周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抽烟，烟雾缭绕的，他看着窗外，眼神里全是我看不懂的疲惫。

后来，风言风语就多了起来。有人说老周收了包工头的好处，有人说化肥厂的项目里有猫腻。我不信，跑去问老周，他拍着我的肩膀，叹了口气：“小伙子，这世上的事，不是非黑即白的。咱想做事，就得先扛住事。”那时候我听不懂这话里的深意，只觉得是他压力太大了。

直到那年秋天，地区纪委的人来了。

消息传得很快，县里的空气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个不停，老周却像没事人一样，依旧每天往乡下跑。只是他的话越来越少，晚上加班的时候，常常对着那两个“为民”的大字发呆。我心里发慌，却不敢多问。

出事的前一夜，下着冷雨。

我陪着老周在办公室加班，他批阅完最后一份文件，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日历，忽然说：“小徐，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我们没坐车，就沿着县政府门前的土路慢慢走。雨丝打在脸上，凉飕飕的。路上没什么人，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周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小徐，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县里的老百姓能顿顿吃上白米饭，孩子能念上书。”他顿了顿，又说：“化肥厂的项目，能让县里多几百个就业岗位，能让庄稼多打几百斤粮食。可有些人，总想从里面捞点好处。我拦不住，只能尽量把窟窿堵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老周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又拿起那枚红彤彤的县长公章，他的手有点抖，却还是一笔一划地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他蘸了印泥，重重地把公章盖了上去。那枚公章，平时盖在文件上，代表着权力，可那天晚上，我看着它，只觉得沉甸甸的。

他把那张纸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今欠小徐同志，一颗为民之心，他日若有机缘，当以百姓福祉相还。”落款是周德山，下面是鲜红的公章。

我愣住了，这算什么？一张白条？

老周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苦笑，又带着一丝坚定：“小徐，这张条子，不值钱。但你要记住，不管将来你走到哪里，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老百姓。明天，我可能就走了。你还年轻，路还长，别学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我攥着那张白条，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堵得厉害，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一早，纪委的人就来了。老周被带走的时候，很平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挥了挥手，没说一句话。

那天的雨，下得更大了。

老周走后，我被调到了县档案馆。有人说我是周德山的人，迟早要受牵连，也有人劝我把那张白条交出去，划清界限。我没听，把那张白条小心翼翼地折好，夹在我最珍贵的那本《新华字典》里。

后来，化肥厂还是建起来了，解决了县里几千人的就业问题，庄稼的收成也翻了番。再后来，县里通了柏油路，盖起了新学校。乡亲们说起老周，还是会竖起大拇指：“周县长是个好官啊，可惜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头。那本《新华字典》早就泛黄了，那张盖着公章的白条，也被我摩挲得没了棱角。有人问我，这张条子到底有什么用？我说不上来。它不能换钱，不能升官，甚至连一张欠条都算不上。

可我知道，这张白条，是老周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它不是权力，不是利益，是一个老县长，在落马前夜，交给一个年轻秘书的，一颗滚烫的、为民的心。

如今，我每次翻出那张白条，看着上面模糊的字迹和褪色的公章，仿佛还能看见那个黝黑的汉子，踩着稀泥，喊着号子，推着那辆老吉普，在乡间的土路上，一步一步，坚定地往前走。

这条路，他没走完，但我会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