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中国建慰安所旧照：检查工具侮辱人格，士兵排长队等待

1938年3月一个闷热的夜晚，汉口江滩的破旧仓库里，几名日本宪兵蹲在显影盆前，注视着相纸上一点点浮出的影像。那是一间刚落成不久的木板房，门楣上歪斜挂着“皇军慰乐部”四个漆黑大字，门口却已排起持枪列队的士兵——这组照片，成为后来揭露日军罪行的证据之一。

从这些胶片追溯，日军在中国设立封闭式“慰安所”的念头并非一时兴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海军首先在上海虹口试点开办“特别慰安所”。才一年，沪上此类地点暴增至十七处，军需仓库边、租界弄堂里、甚至教堂废墟旁都有“酌妇所”的灯笼。照片拍摄者在报告里写道：“设施完备，可大量接纳。”这句“完备”，包含了供给性暴力的一条龙流程。

倘若再把目光投向1937年底的南京，人们能理解日军为何急切扩充这种体系。大屠杀后，东京陆军省高层接连发电令，要求“以制度化手段约束冲动，防病维稳”。于是，南京、无锡、苏州的临时军营旁，各色临时木屋拔地而起，门前多竖着“士官休憩所”或“艺妓所”的幌子。外表冠冕，室内却是血与泪。

进入1940年后，华北、华中、华南相继沦陷，前敌指挥官带着“特种慰安妇名册”随军推进。根据1952年东京地方法院保留的《支那事变从军慰安妇调查概报》，光在河北、山东一线，就存在三百余处登记在册的慰安设施。每到新城市，先修弹药库，再搭帐篷医院，随后便是慰安所，这几乎成了入侵者的“标准作业流程”。

有意思的是，日军自己对“慰安所”的称谓极尽遮掩之能事：前期叫“酌妇馆”，随后改“桃色服务所”，再到“皇军休憩所”。变的是名字，不变的是奴役。中国妇女处境最为凄惨：村头的诱骗、城市里的强征、乡道上的绑架，路径各异，却都指向同一条不归路。研究者估算，1938至1945年间，仅中国境内就有约二十万女性被迫成为“慰安妇”，其中逾七成为十五岁至二十四岁。

队伍之外是焦躁等待的军人，队伍之内是排成一线的受难者。史料显示，一名女性每日被迫接待十名以上士兵属“常态”。为了防“传染”，军医设周检制度。那把在照片里出现的木制撑架，被称作“简易骨盆台”，相当粗陋。一次例检结束，一位湖南姑娘曾低声对身旁的人说：“他们看我们像牲口。”没人回答，麻木与惊惧让空气凝固。

1944年以后，战局急转直下。日方档案中出现一句冰冷指令：“保持军事机密，适时处理特殊人员。”在菲律宾、塞班、南太岛屿，数起屠杀慰安妇的案件被俘日军亲口供认：有的被迫集体服毒，有的在壕沟中被射杀，只为不留活证。据澳大利亚战犯调查处统计，单南太战区就有七十余名朝鲜及中国妇女在1944年被日军处决。

抗战胜利后，多数幸存者带着创伤返乡。她们沉默、躲藏、被歧视，社会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幸存者金学顺率先站出来，才逐步撕开沉疴。中国受害者的口述材料随后被学界系统整理，黑白照片、军医登记册、旧报剪影陆续公开，“这不是耻辱，这是证据。”一位山西老人指着自己手腕的烙印低声说。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121号决议，要求日本正式道歉。东京至今躲闪其辞，多数教材仍用“从军慰安妇”轻描淡写。然而，北京、南京、沈阳等地保存的档案，已将侵华部队“军规”“诊疗台购置单”“口粮补贴表”一一摞起，无法涂改。

“历史是不会说谎的”，这是慰安妇幸存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翻开那本1938年冲洗的相册：镜头前队列笔直的军装背影，镜头后无声啜泣的年轻女子——两者之间隔着木门，也隔着人性与兽性的天堑。记住这些影像，便是给伤痕留下见证，给未来留下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