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盛夏,广州军区总医院影像科收到一张加急检查单,患者叫边贵祥,医生例行准备核磁共振,却在登记表旁多看了一句“体内残留金属”。那天机器最终停摆,因为技师发现他的头、腹、腿里各有一块弹片,如果强行上机,高场磁就是灾难。十多年后,那三枚弹片仍在。
2008年9月1日10时48分,81岁的边贵祥在这家医院病逝。火化结束后,家属把骨灰盒放到客厅中央,儿子边防军举着一块拇指大的磁铁轻轻一晃,细碎的灰尘中发出清脆金属声,“叮叮叮”,三块乌黑弹片依次跳出。围观亲友愣在原地,这一刻,那段枪林弹雨像是从骨灰缝隙里又涌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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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片的第一处来历在1948年5月23日的隆化城南。那天黑云压阵,东北民主联军11纵正发起第二次攻城。担任爆破员的边贵祥两步一滚冲向碉堡,碉堡内越射越密的机枪子弹,有一发擦着岩壁扎进他左侧颞骨。同行担架兵后来回忆:“当时人昏了,挂在担架上呼吸细得像针。”三天后他竟睁开眼,而那颗弹头由于过于靠近脑干,军医只能放弃取出。
追溯更早,1928年2月3日他出生于河北香河县大青庄务村,12岁前只摸过牛鞭没见过钢枪。1944年冀东局地组建新兵连,他递交短短两行字报名:“会放牛,跑得快。”半年后竟混成排长,战友们说这孩子“疯劲大,刺刀不回头”,连队把他送去拼刺课,他一次比划三名日军的传闻就是那时传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参加平绥、承德、天津等战役,最险的是在河北邢台一条荒沟里挨了一枪。子弹从右眼眼眶穿出,眼球当场脱落,他只抹了一把血,丢进草丛,继续带人冲锋。多年后部下听他讲起那场面,嘘声一片,他不当回事:“眼睛掉了还能瞄准耳朵,照样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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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越时期,他曾以顾问身份驻守河内。1967年年末,越军司令部想知道中方火箭筒精度,边贵祥在雨夜示范,一发就把目标工棚掀掉,越方军官竖大拇指,转身悄悄记下“东风”字样。那一年,他对越南地形、火力配置摸得门清,为日后自卫反击战铺了底。
1979年2月,中越局势骤变,广州军区临时抽调41、42、43、54、55军入桂。55军163师到凭祥集结时,越军就用喇叭反复喊:“消灭163,活捉边贵祥!”原来供销社一位老雇员无意中泄了密。公安部门紧急上报,称有刺杀小组潜入市区,他笑一声:“他们要找我,我还正愁找不到他们。”
2月17日拂晓,163师三个团展开对同登正面突击。炮兵火力封锁刚结束步兵就扑上去,越军第三师号称“金星师”,15分钟阵地被撕开。部分敌军钻进法军旧炮台,边贵祥让喷火分队沿天窗倒汽油引燃,法式钢盖轰然飞起,防御体系瞬间瓦解。那天的最大弹片便来自这座炮台碎裂后的反击射击,卡在他左腿股骨旁,一直未能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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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二十天,163师歼敌5861人,居参战29个师之首。战报送到北京,各大媒体迅速南下准备采访,边贵祥却把记者摁在招待所:“打仗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是为了出镜头。想写?下连队去,写士兵。”于是随军记者只好跟着步兵班挖战壕、抬弹药,回去交稿时倒也多了几分火药味。
战后,上级三次为他申报荣誉,他一律回绝:“官兵拼命换回来的面子,让老首长给我贴?这账不合算。”最终,他只在给师部的自我鉴定上写了一句话:“完成命令,未出重大差错。”整个档案袋看上去薄得可怜,与他实际战功形成鲜明反差。
1984年海南建省筹备,他调任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开始与椰林、台风打交道。有人开玩笑问他:“老边,你那一身弹片会不会下海游泳沉底?”他咧嘴:“弹片铁,骨头也铁,不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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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后他定居广州,身体状况却快速恶化,旧伤、热带湿疹、疟疾复发轮番找上门。2005年一次严重低血糖住院,护士叮嘱千万别乱动,他偏偏拔掉留置针:“针算什么,子弹都拔过。”话虽轻,却透着常年疼痛带来的钝感。
2008年秋,他终于因多器官衰竭离去。火化那天,同批老兵送来一条写着“红一团好样的”的横幅,没有花里胡哨的敬词。骨灰盒旁三枚弹片像三道锈色勋章,默不作声。边防军把它们装进一个小玻璃瓶,外面贴了标签:头、腿、腹,分别标注日期与战场。有人问他打算怎么办,他答了一句简单的话:“留着,它们比奖章保险。”
弹片沉在瓶底,再也不会飞向谁的身体,却冷硬地提醒着后人:有些功绩,连主人都懒得记录,可它们并不会随尘土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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