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梨园“双猴王”舞台斗法打出真火——李万春、李少春竞争始末

注：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有《菊海竞渡——李万春回忆录》（周恒整理）、《文武全才李少春》（许锦文著）、《梨园往事》（周简段著）等权威史料，以及《戏剧报》等专业期刊文献。当事人回忆不一处，采用符合通说的资料。文中插图素材源自网络，侵删。

李万春（左）与李少春

李少春与李万春的“二李之争”是民国京剧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段艺术竞争，既是郎舅之间的家族恩怨，更是梨园行当生存生态的缩影。

这场绵延近五载的激烈角逐，起始于北平，而后如燎原之火般蔓延至东北、上海等地域，其涵盖范围广泛，涉及艺术风格之争、市场份额的激烈抢夺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等多个层面，最终竟以一种充满戏剧性的和解方式落下了帷幕。限于篇幅，以下仅对“二李之争”的始末做一梳

理。李万春年长李少春8岁，二人的郎舅关系源于父辈交谊。

李万春之父李永利是清末著名武花脸演员，李少春之父李桂春（艺名小达子）是武老生名家，二人交好甚厚。李桂春原配所生次女李纫秋自幼与李万春定下了娃娃亲，李少春为二夫人所生独子，故二人谊属郎舅。

按理说，这种亲缘关系在传统梨园界本应成为合作基础，却因艺术定位相近、市场重叠而演变为竞争关系。这大概就是旧时流行的“戏子无义”那句话的一个例证吧。

李万春猴戏脸谱

李少春猴戏脸谱

李万春成名较早，1923年12岁时随父进京搭班斌庆社，以《战马超》《珠帘寨》等戏一炮而红，被誉为“童伶奇才”，得到了余振庭、马连良、红豆馆主等人的喜爱和扶持。他与蓝月春演出的《战马超》（挂牌名为《两将军》）成为当时堂会上必不可少的剧目。1930年代初，李万春已组建永春社挑班演出，在京、沪、东北等地享有盛誉，尤以猴戏、武松戏见长。

李少春则于19岁时才正式进京搭班，此前主要在天津、上海等地演出，虽也崭露头角，但声望远不及姐夫。

1938年9月，李少春应新新戏院之邀赴北平演出、学戏，李万春以姐夫身份设宴接风，表面上虽然礼数周全，但很多人都意识到，北平梨园武生行中竞争的硝烟，即将冉冉升起。

李少春

彼时的北平，“国剧宗师”杨小楼已于1937年去世，李万春成为事实上的领军人物，李少春的戏路与李万春近似，且以文武双出为招牌，每场演出唱做并重，极负号召力。因此，他的进京意味着今后的武生行中，将会出现“一山二虎”格局。

李少春以《战马超》和《击鼓骂曹》两出戏因为在北平的打炮戏，这样的安排引发了李万春的不满。因为《两将军》是李万春的成名作，1923年他与蓝月春合演此剧轰动京城，十余年来已成其标志性剧目。在李万春的眼中，李少春选择此戏，在梨园规矩中带有“叫板”意味。

而且，更令李万春不快的是，李少春的演的《战马超》，同样极为出色，武功根底扎实，身段边式利落，观众反响热烈。之后，李少春又贴演了《水帘洞》，而这出戏也是李万春擅长的剧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关系。

李少春

李万春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使得他形成了争强好胜、不居人后的竞争品格，李少春既然“拍马叫阵”，李万春焉有避而不战之理。于是“二李之争”在短短的1938年底至1939年初之间，便从暗流涌动走向了公开化。

李少春在新新戏院贴演《水帘洞》，李万春便在同一天在于庆乐园贴演《四郎探母》和《水帘洞》文武双出，且票价还有优惠，这样的安排，明显带有“打对台”意图。结果，李万春凭借多年观众基础和营销策略，上座率占优，先压李少春一头。

四十年后，李万春在回忆录《菊海竞渡》中坦言道：“当时觉得少春是安心跟我作对，就又和他斗起法来。”

李少春

李少春

之后的竞争焦点迅速转移到猴戏领域。李万春以猴戏著称，有“活猴王”之誉，他在多年实践中总结出“要猴学人，不可人学猴”的演剧理念。李少春虽非专攻猴戏，但武功底子好，身手敏捷，在《水帘洞》等戏中展现出不俗实力。更重要的是，李少春身边有李宝奎（原也永春社成员，后转投李少春，他对二李争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等智囊，建议其通过排演新戏打开局面，为李少春所接纳。

1939年初，李少春排演了由李宝奎编导的新戏《智激美猴王》，李少春饰孙悟空，李宝奎反串猪八戒。该剧的场次紧凑，开打新颖，推出后连演连满，口碑载道。一时间，观众中甚至出现“比李万春的猴戏精彩”的评价，这直接触动了李万春的神经。

李万春

李万春随即也赶排新戏应战。他根据《西游记》中狮驼岭一章的有关情节，创演了《十八罗汉收大鹏》一剧，他饰大鹏金翅鸟，穿改良靠，使双枪，在与十八罗汉开的套路上自出心裁。

李少春则针锋相对，随即也推出了以十八罗汉为题材的新戏《十八罗汉斗悟空》，孙悟空为主角，再开打设计上，更为炽热繁复。这两出戏题材相近，上演时间接近，形成了直接对垒。

28岁的李万春争强好胜，20岁李少春年轻气盛，彼此间互不相让，二人在北平的竞争逐步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李少春

李少春

1939年5月，李万春应奉天舞台之邀赴沈阳演出，演毕再转场赴哈尔滨演出。而这前后，哈尔滨的华乐舞台向李少春发出了邀约，双方间因包银等问题尚未达成协议。

李万春在奉沈阳演出期间，获悉李少春已确定赴哈演出，演出时间竟然还与自己的档期重叠，遂立即中断沈阳的演出，提前于6月14日抵哈，17日在与李少春的演出场所——华乐舞台相距不远的中央大戏院挂出戏牌，摆出打对台架势，主动迎战。有人说李万春的做法是“抢码头”。

当时的东北地区，也是京剧的一方重要市场，一般来说，名角赴东北演出的档期都需精心安排，以避免演出时间上的冲突。而李少春的演出档期与李万春发生了重叠，很可能是院方的有意为之，若说李少春对于李万春的演出计划也不可能一无所知，怕也说不通。

总之，无论起因如何，这对京剧界“文武全才”的郎舅又在哈尔滨燃起战火，打了18天的对台。

李少春

1939年6月，二李在哈尔滨形成对台局面，两剧场相距仅数百米，演出时间重叠。李万春贴出《十八罗汉收大鹏》等戏，李少春贴《十八罗汉斗悟空》等戏，题材高度相似，形成“猴戏对猴戏”的正面碰撞。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场对台呈现出“一边倒”的戏剧性局面：李少春那边场场座无虚席，观众热情高涨；李万春这边上座率仅三四成，场面相对冷清。

不过，我对于过去类似这样的说法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看戏是那时人们的主流娱乐活动，即便是两位外地名角在同一地档期重叠，同时演出，总不能连一千多观众都吸引不来吧，要知道，那时的戏班子可不是一两个呢。希望能有方家破解此谜题。怀疑归怀疑，本文还得根据可查阅到的资料继续记述。

有分析说此结果原因有三：李少春正值年轻，武功更显矫健，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趣；李少春的新戏编排新颖，开打设计更对观众的吸引力更大；李万春仓促赴哈，所以准备不及李少春充分。

但此说的第三点有一漏洞，说李万春准备不足，难道是说李少春有备而来吗？

李万春

李少春

总之，李万春这次可是“老太太吃柿子——嘬瘪子”，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坚持演出，则继续赔钱。倘若偃旗息鼓，岂不成为同行的笑谈，颜面何在？

据李少春晚年回忆，李万春曾动用当地帮会势力施压，但具体细节各方说法不一。最终，经梨园界师友（包括叶盛章等）和外行宾朋出面调解，在道外十二道街宴宾楼摆酒说合，双方达成妥协：李少春停演三日，让李万春连演三场"临别纪念"专场，待其离哈后李少春再恢复演出。停演期间的损失由李少春之父李桂春承担。

哈尔滨对台是“二李之争”的转折点。此前竞争尚属艺术层面，虽有摩擦但未涉及场外手段。哈尔滨事件中，李万春的抢码头行为、可能的场外施压（尽管可质疑），以及最终需长辈出面承担损失，都使竞争性质发生了变化。李少春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成为日后矛盾再起的伏笔。

但另一方面，哈尔滨对台也促使二人反思。竞争持续近一年，双方都消耗巨大，不仅郎舅关系彻底破裂，也让夹在中间的李纫秋（李万春夫人、李少春姐姐）十分为难。据说，李纫秋曾跑回娘家，不许抱怨地哭诉：我这日子没法过了。梨园界也普遍认为“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希望二人能达成和解。

李少春

李少春

有趣的是，促成二李和解的契机竟是回力球。李万春晚年回忆说：我们“从戏上闹掰了，又从回力球上亲切起来。”

回力球是当时上海、天津流行的运动，李万春、李少春都是爱好者。1940年前后，李万春在北平庆乐戏院后院建了一个简易回力球场，李少春瘾头极大，也常来打球，天长日久，二人逐渐恢复交流，关系开始缓和。

关系缓和后，在友人的撮合下，二人又开始尝试合作演出。最初先是合作演反串戏：在庆乐戏院日场（由鸣春社学生演出）间隙，二人临时反串《大登殿》《四郎探母》等戏，李少春反串老旦，李万春反串丑角，效果极佳。而观众更是大快朵颐：花看学生戏的票价，看的是名角的反串。

李万春

李少春

1941至1942年间，二人又联袂登台，合作演演。主要剧目包有《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李万春前饰鲁肃后饰关羽，李少春饰诸葛亮）、《铁公鸡》（李万春饰向帅，李少春饰张嘉祥）等。广告特为标明“二李合作”，成为剧坛盛事，一时间轰动梨京城，上座率极高。

只是，二李的和解并未彻底冰释前嫌。李少春晚年曾用“狗吃粽子——解不开的扣儿”这句歇后语来形容与李万春的郎舅关系，意思是表面和解，但心底积怨未消。这也成为二人在1957年矛盾再起的一个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