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许世友得知自己患肝癌，拒绝所有检查治疗，将扫把倒挂在墙上

1980年秋天，南京紫金山的枫叶开始泛红，75岁的许世友坐在警卫楼二层的平台上，眯眼看着山脚下淮河口音此起彼伏的训练口令。那一天，他突然对身旁值勤的战士说了一句：“再大的阵仗，离了庄稼地，心里都荒。”一句半带玩笑的话，却预示了他从“军中硬汉”向“乡野老农”转身的决心。

许世友自1949年入城以来，做了三十多年高级将领，机关繁琐、应酬密集。卸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后，他先留京履职，后以“气候不服”为由南归南京。邓小平得知理由，也只是笑着点头：让老许安顿下来，写点东西，总结些经验，总比整天拌嘴强。于是，中山陵8号院那座原本洋气的西式建筑很快被改造成了农业试验田；豌豆爬上护栏，高粱伸进窗台，猪哼声盖过汽车喇叭，院子里的景象既滑稽又亲切。

在南京的前三年，许世友身体尚可。痛风犯得凶，他仍倔强地拄根竹杖满院子溜达，自嘲“家里没马，先遛腿”。白天写回忆录，夜里守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看《三国演义》连环画改编片，他喜欢听配音，逢到曹操出场就拍腿大笑。那年头，警卫员最怕的是他兴致上来，要人陪着讨论“火烧赤壁到底浪费了多少粮草”这类稀奇古怪的话题。

1982年9月1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任，许世友成了副主任。人们原以为他会长期住京履职，谁知散会没几天，他就向组织递交一份简短申请：回南京。理由只有七个字——“庄稼还没锄完”。文件送到中南海时，邓小平看完，忍不住笑骂一句“老倔头”，然后批示同意。

日子在看似平淡的节奏里溜走。1985年春节前，许世友腹胀情况加剧，他却讳莫如深。警卫提醒去医院，他摆手：“疼点肚子算啥，打仗时枪眼都扛住了。”直至三月初，华东医院体检报告摆到桌上，甲胎蛋白指数飙高，医生面露难色。会诊记录用了最含蓄的措辞：疑似肝部占位。陪同的老部下不敢隐瞒，只说了一句：“首长，可能要复查。”许世友沉默，半晌抬头反问：“复查能不疼吗？”得到否定答复，他一句“那就算了”了结此事。

两个月后，南京军区医生再次检查，病情结论更明确——肝癌。军区司令员聂凤智带着中央指示，上门劝他立即住院。许世友背着手在院子里转圈，忽然停下，直视聂凤智：“去医院躺着让人围观，不如给我把鱼塘水放干。”聂凤智还想劝，他挥手打断：“聂老弟，打仗能死在前线，生病也能死在家里，别多事。”

从那天起，他几乎不再踏出院门。更奇怪的是，一把长柄竹扫把被他倒挂在卧室墙角。警卫员不解，他解释：“家乡老规矩，扫帚倒挂镇晦气，也算给自己留个念想。”说完若无其事地翻开回忆录手稿，继续修改描写1932年“反围剿”的段落。医生上门量血压，他只让量三十秒，“数差不多就行，别浪费表里的电池”。

病情到九月底急转直下。他陷入长时间昏睡，两腿浮肿，手背青筋凸起。医护组开出病危通知书，家属签字时手在发抖。凌晨转入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途中，许世友短暂苏醒，看了眼车窗外的路灯，低声说了句：“灯亮着，路就认得回。”司机听不清，他又闭眼睡去。

10月21日夜，许世友连续高烧，医生加大强心药剂量，抢救持续到次日清晨。22日下午1时43分，心电监护仪曲线归于平直，80岁的许世友停止了呼吸。同日傍晚，南京城区上空飘起细雨，医院走廊的窗玻璃被敲得沙沙作响。

依照遗愿，他的遗体火化后三日送回河南新县，埋在母亲的坟旁。灵柩里只有三样随品：一瓶茅台、一支老猎枪、一百元人民币。负责清点的人小声念叨：“酒给胆，枪护身，钱买路。”不加评说，将棺盖缓缓合拢。

在南京那座已经荒草丛生的8号院里，警卫楼仍旧矗立。倒挂的扫把后来被取下，尘封进仓库。对于外人，这不过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农具；然而每个曾在院中值勤的老兵都记得，许世友说起家乡风俗时淡淡的神情——那一刻，硬朗与率真交织，仿佛他仍披着戎装，却已把归宿交给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