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邓小平致信中央提出一个请求，中央慎重考虑后，批示：同意

拆封后，只见首页顶端八个醒目黑体字——“邓小平同志来信”。她愣了一下，因为这位八十五岁的元勋已久少露面，突然的亲笔信实属罕见。

信不长。开篇寥寥数句，却掷地有声：“兹提请中央批准，自即日起，辞去党和军队全部领导职务，请予核准。”落款：邓小平，9月4日。

消息随即呈报政治局。那天傍晚，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夹杂着低声讨论。“如果小平同志坚持，我们只能尊重。”有人轻声说。“但全局稳定不可动摇。”另一位补充。

需要权衡的不止权力交接，更是未来的方向。七十年代末以来，改革大潮初起靠的是他的魄力；八十年代中，香港回归谈判、对外开放破冰，也离不开他的定夺。

而今，他要完全退居幕后。多位元老担心“定海神针”骤然离场引发震荡，讨论一度陷入沉默。经过数轮商议，11月9日的全会最终形成决议：同意。

公报简短公布时，社会并未立即感到巨变。人们只知，曾主持改革开放、推动军队现代化的那位老人，从此深居简出，不再担任何正式职务。

离开镁光灯后，他把日子过得异常考究。清晨八点起身，院子一圈一百四十米，他要走满十八圈；哪怕冬雪封路，也改在长廊里踱步。

早餐常是豆浆配油条，偶尔来片花卷。读报、批阅简报依旧占据上午大半时光，放大镜、老花镜轮番上阵。

有意思的是，他的书架上，与《资本论》一起摆放的还有金庸十四部。他曾对金庸说过：“你的武侠，刀光剑影里有仁政。”那一年是1981年，言谈间颇得意。

烟瘾大是出了名的，可医生劝他：“再抽下去，呼吸道撑不住。”他点头，只叹口气，将打火机递给护士。从那天起，一支未再点燃，连贴身的“熊猫”也被锁进柜子。

酒倒没绝，却由高度茅台降到温和的加饭酒。团聚的夜晚，他浅酌一杯，便放下。熟人打趣：“小平同志，怎么这点量？”他摇手：“够味就行，别再逞强。”

1992年初南方谈话后，他几乎不再公开发表讲话。每年春节南下上海，成了少数媒体捕捉到的“剪影时刻”。1994年浦东大桥的画面，后来被视为告别。

1996年深秋，手的轻颤日益明显，帕金森综合征的诊断让医疗组眉头紧锁。药物勉强压住震颤，却挡不住体力的下滑。

12月12日清晨，他自觉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解放军总医院。十公里车程，车厢里不敢开警笛，沉默刺破人心。卓琳握着他的手，低声道：“别怕，我们在。”

在病房里，他依旧要求看文件，但视力和听力已大不如前。护士黄琳陪着看中央电视台新拍的十二集纪录片《邓小平》，她在耳边一句句复述旁白。

屏幕里，年轻的他在黄河岸边挥旗；病床上，白发苍苍的他听到“领导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几个字，嘴角微微一扬，像个害羞的孩子。

春节临近，病房贴上了红对联——“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医护、警卫都守岁在侧，心里只剩一个愿望：让他再好些。

然而病情无情推进。2月19日21时08分，监护仪的曲线停成一条直线。守护多日的医生合上病历，轻声报告：“呼吸停止，心跳停止。”

当晚，新华社连夜起草讣告；次日清晨，中央台低沉的播音传遍九州。清冷的晨风里，天安门升旗十二秒后，随军号令缓缓降至半旗，广场上千人默立。

卓琳随后将一封信送往中南海，信中只有几条遗愿：不设灵堂、不开追悼大会、遗体供医学研究、骨灰撒入大海。

2月24日，八宝山革命公墓气温零下三度，嘉陵江畔走来的老人，安静地化作一缕炊烟。

3月2日，专机越过长江口。机舱门开启时，海风灌入，卓琳和子女依次将银灰色的骨灰撒向大海。波涛翻卷，很快抹平了痕迹。

多年过去，每到2月19日，老宅的葡萄架下仍会洒满红白相间的花瓣。门前的小路无人再数十八圈，槐树叶落叶生，默默记着那封“辞职信”落笔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