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徐悲鸿因脑溢血离世，周总理心中愤懑不平：这种事情下不为例

1949年10月1日上午十时，天安门城楼上礼炮齐鸣。人群里，徐悲鸿仰望五星红旗，他的左手微微颤抖，这是艺术家特有的敏感。那一刻，他暗暗发誓要把笔墨全数奉献给新生的国家。

典礼结束，周恩来把他请到中南海的小会客室。茶刚入口，周恩来便开门见山：“新中国急需美术教育的旗手。”徐悲鸿点头，眼睛亮得像新磨的砚台。这句简短的交谈，为中央美术学院的筹建奠下基石，也把两人再次紧紧联系。

追溯缘起，还得回到1924年巴黎寒冬。那日，塞纳河畔风雪交加，徐悲鸿在社员墙前作画，忽见一位青年摘帽致意——正是旅欧勤工俭学的周恩来。二人短暂合影，却打开了二十一年彼此关注的长卷。

抗战时期，徐悲鸿公开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日，拒绝蒋介石画像的消息很快传遍南京。有人劝他考虑前途，他却挥笔写下“画国魂”，一句话堵住所有劝诫。那股不服软的劲儿，周恩来一直看在眼里。

1945年春，徐悲鸿积劳成疾，病倒重庆。周恩来身在延安，仍托郭沫若带去一袋红枣与小米。郭沫若笑言：“周先生嘱咐，保住身子要紧。”病榻上的徐悲鸿轻声回：“代我谢他。”

北平和平解放在即，国民党企图南迁院校。徐悲鸿顶着恐吓电报，坚持“校在北平，人也在北平”。他还劝齐白石留下，半开玩笑：“老爷子，您走了，我可要被说成孤家寡人了。”齐白石哈哈大笑，却真的打消了南下念头。

1950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挂牌，徐悲鸿出任首任院长。他白天画马，夜里批课表，常在画室里熬到凌晨两点。学生回忆，他一只手执炭笔，另一只手握着凉茶，眉头紧锁，像在对付一场战役。

高强度工作终于在1951年夏天拉响警报。7月29日清晨，徐悲鸿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北平协和医院。周恩来接报后，只说六个字：“保人胜于保画。”卫生部马上组织专家组会诊。

经过四十八小时抢救，徐悲鸿脱离危险。主治医生劝其静养三个月，他却不到六十天就拄杖返回校园。有人提醒风险，他淡淡地说：“时间不等我。”这种性情，为艺术赢得速度，却也埋下隐患。

1953年9月，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进入尾声，徐悲鸿既是执行主席又是议程设计者。24日晚，他在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完建议，准备告辞。周恩来目送他上车，语气郑重：“身体不好就中途离席，别硬撑。”徐悲鸿笑答：“放心。”

26日凌晨，波兰文化代表团的欢迎酒会上，他依旧兴致勃勃地谈马画的线条与传统笔法，拄杖击地发出闷响。返回寓所时，侍医发现他两侧瞳孔大小已不对称，短短半小时内病情急转直下。

凌晨三点，电话打进西花厅。“立即全力抢救！”周恩来放下听筒，疾步出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带队赶到，但出血点位于脑干，任何手术都只能是孤注一掷。医护全力以赴，心电图依旧在黎明前停止。

噩耗送达中南海，周恩来沉默良久，将公文重重放下，眉宇满是压抑的怒气。他看向值班人员：“这种事情下不为例。以后所有专家学者的保健制度必须落到实处，绝不能再因劳累而失去他们。”

徐悲鸿的遗体停放在中央美院礼堂，一连十天，送行的师生排起长队。有人在留言簿写道：“先生走了，国画之魂犹在。”有人伏案痛哭，泪水滴在练习稿上，晕开墨迹。

1954年9月26日，北京东郊，一座青砖灰瓦的纪念馆在晨光中启用。馆外苍松挺拔，松针上挂着夜雨未干的露珠。木门开启，徐悲鸿的《九州同春》《奔马图》苏醒般跃然而出，来访者无不驻足。

十余年后，北京地铁一号线规划穿过旧址，纪念馆被迫拆除。1973年，周恩来再度批示：“原地重建，不得减少原展陈。”施工人员顶着风沙连夜加固地基，只为让那匹飞奔的骏马在新中国的大地上继续昂首嘶鸣。

今天，走进重建后的馆舍，墙上仍悬挂着当年那张巴黎合影。照片里，两位青年并肩而立，眼神明亮，好像在对后人说：风雪无阻，笔墨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