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游戏”中获得真正的情感陶冶和精神升华——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

来源：光明日报

席勒是十八至十九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也是世界范围内率先倡导审美教育的哲学家。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构建的美育体系，对现代美学、文学、教育、政治和社会实践均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真正的治愈更需要精神的升华

1759年11月10日，席勒出生于符腾堡公国马尔巴赫的一个普通军医家庭。早年他在严苛的军事学院学习，其间他阅读卢梭、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他心中播下了追求自由的种子。1781年，年仅22岁的席勒创作并出版了剧本《强盗》，这部作品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批判震撼了整个德语文学界，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标志性作品，也宣告了一位戏剧天才的诞生。在《强盗》的序言中，席勒写道：“让那些循规蹈矩的君子们在这面镜子里照照自己的嘴脸吧！”这是他美育思想的最早彰显——通过艺术这面镜子，促使人们反思自身的生存状态。

随着《斐爱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阴谋与爱情》等剧作相继问世，席勒的创作视野不断拓展，思想深度也日益增加。在《阴谋与爱情》中，市民琴师米勒的形象塑造具有特殊意义。当米勒怒斥权贵时说道：“我可以为你弹琴，但不能为你丧失尊严。”这句台词超越了单纯的社会批判，触及了通过艺术维护人格完整的深刻主题。这部剧作通过露伊丝与斐迪南的爱情悲剧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更提出了在专制环境下如何保持人格独立的重要命题。《唐·卡洛斯》则标志着席勒的创作风格开始从狂飙突进转向古典主义。剧中波萨侯爵的形象展现出席勒对启蒙思想的新理解。剧作中展现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人性关怀，为席勒美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1787年，席勒移居魏玛，他开始系统研读康德哲学，并与歌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如《希腊诸神》《艺术家》等，清晰地显示出他思考重心的转移。在《艺术家》中，他写道：“人啊，你多么美丽/你手持棕榈枝/屹立在世纪的斜坡上/崇高而伟大/以高贵、开明的思想/口若悬河，孔武有力/人啊，我认识你，你是时代的君主！”这些诗句已不再满足于对社会不公的控诉，而是开始探索通过艺术实现人性升华的可能途径。此时的席勒逐渐认识到，单纯的政治变革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必须从人性改造入手。

1789年，经歌德推荐，席勒出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自此他的美育思想开始进入系统整理阶段。《论优雅与尊严》《论崇高》等理论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他的思想正从文学创作向美学构建深化。在《论崇高》中，他提出：“在面对自然的伟力和命运的打击时，只有通过精神上的崇高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一观点成为他后来在《审美教育书简》中系统阐述的思想雏形。

1791年的一场重病，成为席勒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与病魔斗争的过程中，他对生命价值进行了深刻反思。在给挚友克尔纳的信中，他写道：“这场疾病让我明白，真正的治愈不仅需要药物的治疗，更需要精神的升华。”正是在病榻上的这些思考，直接催生了《审美教育书简》的诞生。

1794年至1805年，是席勒美育思想的成熟期，也是他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与歌德的密切合作，使他得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他们在魏玛建立的这段“古典时期”的友谊，成为德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篇章。在合编《季节女神》杂志的过程中，席勒于1794年2月至1795年6月间完成了27封《审美教育书简》。这些书信最初是写给丹麦亲王奥古斯滕堡的私人信件，后经整理于1795年正式出版。这部著作标志着他的美育思想体系最终形成。

“游戏冲动”

1793年至1794年间，席勒在目睹法国大革命剧变后，陷入了深刻的思想危机。这场历史剧变促使他深入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什么以基本人权为旗帜的政治革命，最终却走向了新的暴力？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席勒经过思考得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结论：政治问题的解决必须首先从人性改造开始。正是这一洞见成为他系统构建美育理论的渊薮和根本动力。

席勒美育思想最具独创性的贡献在于他的“游戏冲动”理论。在第十一至第十五封信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革命性观点。他认为人存在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两种基本冲动：感性冲动追求物质满足和感官快乐，形式冲动追求理性秩序和道德律令，但这两种冲动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处于对立状态。而游戏冲动作为第三种力量，能够有效地调和这一矛盾。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三种冲动的区别及其调和机制，席勒在第十五封信中写道：“感性冲动的对象，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表述，就是最广义的生活；这个概念指一切物质存在和一切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形式冲动的对象，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表述，就是既有本义又有引申义的形象，这个概念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特性以及事物对思维力的一切关系。游戏冲动的对象，用一种普通的概括来表示，可以叫做活的形象；这个概念用以表示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总而言之，用以表示在最广的意义上称为美的那种东西。”譬如，当我们面对一朵花时，如果只关心它的药用价值或市场价格，这就是感性冲动的表现；如果我们仅仅分析它的植物学特征，这就是形式冲动在起作用；而如果我们纯粹欣赏它的形态、颜色和香气，从中获得愉悦而不考虑任何实用目的，这就是游戏冲动的完美体现。由此，席勒揭示了审美活动的独特本质——它是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目的的纯粹精神活动。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这一命题将审美活动提升到人性解放的高度，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美的纯粹主观性理解。

从“游戏说”出发，席勒进一步分析阐明了其与美育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游戏冲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但在现代社会中往往被压抑或扭曲。为此，美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唤醒和发展人的游戏冲动。在席勒看来，人类这种摆脱功利目的、以精神愉悦本身为目的的游戏冲动，其最纯粹、最高级的表现形式就是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艺术不是为满足生理需求，也不是为证明逻辑法则，它是想象力与理性的和谐运动，是人类过剩精力的充分展现。因此，从本质上讲，艺术就是人类最高级的游戏形式，而游戏的本质就是自由。通过艺术活动，人们可以重新找回那种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的和谐感和完整性。这一观点为现代艺术教育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不仅在当时具有革命性，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艺术在教育中的独特价值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构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审美王国”。在第二十七封信的最后部分，他充满激情地描绘道：“在审美的国度里，一切东西——甚至供使用的工具——都是自由的公民，他同最高贵者具有平等的权利……在这里，即在审美外观的王国中，平等的理想实现了，而这种理想，即使是狂热的空想者也很乐意看到它名副其实地得到实现。”这一构想既是对法国大革命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启蒙运动单纯强调理性局限性的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席勒的“审美王国”并非要取代政治王国，而是作为政治改革的先导和基础。他认为，只有当人们在审美层面实现了人格的完整和自由，才能在政治层面建立真正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通过美育为政治改革铺路的思想，体现了席勒作为思想家的洞察力和现实关怀。

席勒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创建的层面，他还详细探讨了美育实施的具体实践路径。在《论美》（1793）一文的最后部分，他在分析探讨了人类的种种美的表现之后，提炼出培育人的美好风尚的两条法则：“美好风尚的第一条法则是：请维护别人的自由；第二条法则是：请自己表现自由。两条法则的真正实现，是极大的难题；但是，美好风尚理直气壮地要求实现它们，而且只有实现了它们，才造就出尽善尽美的社交人士。”他强调，美育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简单的形式美开始，逐步发展到更高层次的精神美。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1795—1796）中，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素朴的诗”直接模仿自然，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感伤的诗”则表现人对自然的追寻和向往，反映现代人与自然的疏离。席勒认为，现代艺术应该通过“感伤的诗”来弥补人性的分裂，帮助现代人重新找回失去的完整性。这种对美育实践细节的关注，显示出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席勒美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历史维度。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他不仅分析了现代人的困境，还考察了古希腊人的人格完整性。他认为，古希腊人之所以能达到人格的和谐统一，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与艺术密不可分。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统一性已经被破坏。因此，现代美育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艺术重建这种完整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新的统一。这种历史性的思考使他的美育思想更加丰盈和完善。

席勒的美育思想在其戏剧创作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和呼应。在《玛丽亚·斯图亚特》（1799—1800）中，苏格兰女王在生命最后时刻达到的人格完善状态，正是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实现人性升华的艺术写照。玛丽亚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的从容与尊严，展现了一个人在极端境遇下通过审美修养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威廉·退尔》（1803—1804）通过退尔这个完整的人的形象塑造，生动地展现了席勒心目中通过审美教育所能达到的理想人格境界。退尔在反抗暴政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从容与坚定，正是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达到的人格健全的完美体现。剧中那个著名的“苹果射击”场景，不仅展现了退尔高超的射术，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完整人格在极端考验下所展现的精神力量。《华伦斯坦》三部曲（1796—1799）探讨了权力与道德、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奥尔良的姑娘》（1801）塑造了为实现理想而献身的圣女形象。这些作品都在不同层面上彰显着他的美育理念。

总的来说，席勒的美育思想建立在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基础上，通过“游戏冲动”理论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并以“审美王国”展示了人类发展的理想前景。

广泛实践与当代价值

此前关于艺术的功能存在着“艺术无害论”与“艺术有害论”两种观念。前者倾向于将美视为绝对的正价值，后者则警惕艺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席勒不仅看到了人性中天然存在的理性能力，也洞察了人性中贪婪、自私等欲求能力的危险性。他提出的“游戏冲动”，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能够平衡感性驱力与形式驱力的美育机制，这与今天所倡导的低碳美学和低碳艺术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在文学领域，席勒的审美理念率先获得了广泛的实践。在德国本土，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在《夜颂》中对诗意人生的极致追求，蒂克在童话创作中对想象力的推崇，无不闪烁着席勒思想的光辉。特别是荷尔德林，他在《许佩里翁》中塑造的那位试图通过审美教育实现人性复归的理想形象，简直就是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文学化身。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不仅大量阅读席勒著作，更在其《文学传记》中系统引介了席勒的美学体系，将其植入英语文学的血脉之中。华兹华斯关于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的著名定义，虽未明言，但其内核与席勒关于艺术应表达完整人性、释放被压抑情感的主张遥相呼应。而在法国，斯达尔夫人凭借其名著《论德国》，将席勒的美育思想作为一剂良药引介给处于大革命震荡后的法国知识界。这种思想的接力棒随后传到了雨果手中，他在《〈克伦威尔〉序言》这一浪漫主义的宣言书中，对艺术自由与人性完整的强调，明显带有席勒思想的深刻印记。甚至在后来“以丑为美”的波德莱尔那里，在《恶之花》试图通过艺术转化丑恶、在污泥中提取黄金的尝试中，我们依然能隐约看到席勒“通过美来净化”这一辩证思想的影子。这些文学实践充分证明，席勒所倡导的审美教育理念，并非脱离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积极介入现实、重塑精神秩序的艺术实践，它指向的是具有最高正向审美价值的客观真实。

如果说文学是席勒思想的感性显现，那么教育则是其美育思想产生最直接、最持久影响的制度化领域。19世纪初，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和改革普鲁士教育制度时，并未将教育仅仅视为技能的传授，而是充分吸收了席勒的美育思想，将其提升到“人”的构建高度。他提出的“通识教育”理念，核心在于强调通过古典文学艺术的熏陶来培养完整的人格。这一理念塑造了现代大学的灵魂，即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而非制造工具。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关于艺术整合经验的论述，虽然语境不同，但其强调艺术在恢复人类经验完整性中的作用，与席勒的“游戏说”有着共同的学理渊源。在中国，席勒美育思想同样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20世纪初，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深受席勒思想启发，回国后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关于“完全之人物”的培养目标，鲁迅早年对文学启蒙作用的强调，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对审美态度的分析，无不构成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重要基石。这些教育实践共同指向了一个真理：美育不是教育的装饰品，而是铸造健康、理性、完整人格的必由之路。

进入21世纪，数字化潮流滚滚而来，人类面临着流量美学主宰、算法推荐盛行等诸多现象。面对新挑战，席勒的美育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展现出更为迫切的当代价值。他关于克服人性分裂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美学突围的路径。真正的审美教育是让人们在艺术的“游戏”中获得情感陶冶和精神升华，而非感官沉浸和身体放纵。这不仅是教育的任务，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精神生态建设的重大课题。

（作者：马立新，系山东师范大学数字艺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