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二次鸦片战争帝国的黄昏与世界的黎明

1856年10月8日清晨，珠江口薄雾弥漫。悬挂英国国旗的“亚罗号”商船在广州黄埔港停泊，船上的水手大多是中国人，却有一面英国国旗在桅杆上飘动。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率兵登船，以涉嫌走私和海盗活动为由，逮捕了十二名中国水手，并扯下了那面英国国旗。

这一扯，扯开了长达四年的战争序幕。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闻讯大怒。他致信两广总督叶名琛，声称“亚罗号”在香港注册，受英国保护，要求立即释放全部水手并书面道歉。叶名琛——这位以顽固著称的清朝大员——调查后发现，“亚罗号”的香港注册已过期11天，且船上确有多名被通缉的海盗。他释放了九人，但拒绝道歉。

巴夏礼将此事渲染为“对英国国旗的空前侮辱”。伦敦《泰晤士报》刊登煽动性报道，主战派议员在议会高喊：“要让中国人记住这个教训！”尽管下议院最初否决了军事行动提案，但首相帕默斯顿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最终获得了开战授权。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广西西林县，发生着另一场悲剧。法国传教士马赖违反条约潜入内地传教，1856年2月被当地官员逮捕并处死。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正寻求扩大海外影响力，这一事件成了完美的借口。

东西方两个帝国的碰撞，已不可避免。

1856年10月23日，英国海军少将迈克尔·西摩尔率领三艘军舰闯入珠江，炮轰广州城。叶名琛的反应令人匪夷所思——他相信乩童的“神仙指示”，认为英军“必不敢深入”，仅下令加固城墙，未做实质防御。

广州城在炮火中颤抖。英军攻占珠江沿岸炮台，但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城。广州百姓自发组织团练，夜间乘小艇袭击英舰，用火攻烧毁一艘英军军舰。战争陷入僵持。

叶名琛向咸丰皇帝奏报“大获全胜”，朝廷竟信以为真。实际上，英国正在调集更大规模的远征军。

1857年春，一场意外的灾难帮了英国的忙。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原定调往中国的英军被紧急派往印度平叛。战争暂停了一年，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同年7月，额尔金伯爵被任命为全权代表。10月，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男爵抵达香港。12月，英法联军5600人集结完毕，美国与俄国代表以“调停者”身份旁观，实则各怀心思。

12月28日，联军最后通牒遭拒后，开始全面炮击广州。30小时不间断的轰击后，广州陷落。叶名琛被俘，后死于印度加尔各答。广东巡抚柏贵建立傀儡政权——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外国控制下的地方政权。

广州的陷落未能惊醒紫禁城。咸丰皇帝认为这只是“边衅”，谕令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勿轻言战，亦勿轻言和”。

联军决定北上。#珠江口#​口硝烟弥漫#广州##伦陷#​​

1858年4月，英法舰队抵达大沽口外。直隶总督谭廷襄奉命谈判，但他未被授予全权，谈判陷入僵局。

5月20日上午8时，联军发出最后通牒。两小时后，战斗打响。大沽炮台的清军英勇抵抗，但装备代差悬殊——联军蒸汽战舰机动灵活，炮火精准；清军固定炮台在猛烈轰击下逐一哑火。战至下午1时，南北炮台相继失守。

5月26日，联军舰队沿白河抵达天津城外。北京震动。

咸丰皇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谈判在天津城外海光寺进行，额尔金和葛罗的帐篷与中方代表的帐篷相对而立。

谈判桌上，额尔金态度强硬。他身后站着一位特殊的翻译——李泰国，一位精通中文的英国青年，后来成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不仅翻译，更时常以训斥口吻对清朝大臣说话。

6月26日、27日，《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相继签订。主要内容包括：

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十处为通商口岸

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赔偿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白银

修改关税税率

条约签订后，联军撤离天津。咸丰皇帝对公使驻京条款尤为不满，视之为“国体攸关”，暗中筹划条约换约时再行较量。

#屈辱##大清朝#​#不平##条约#​​​

1859年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率舰队护送换约代表抵达大沽口。咸丰皇帝要求他们从北塘登陆，由清军护送至京换约，意在避免外国军舰再入天津。

普鲁斯拒绝绕道，坚持“白河进京是条约赋予的权利”。6月25日，英法舰队强行闯入大沽口，拆除河道障碍。

他们不知道的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已在此重兵布防。大沽炮台经过重建加固，新增火炮60门，守军4000人。僧格林沁还创造性地在河道中布置了铁链、木桩和沉船。

下午2时，当英法舰队在狭窄河道中艰难行进时，炮台突然万炮齐发。指挥旗舰的英国海军上将贺布受伤，四艘军舰被击沉，联军伤亡434人，清军仅伤亡32人。

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第一次重大胜利。消息传到北京，朝野欢腾。咸丰皇帝重赏僧格林沁，认为“夷氛已靖”。

然而在伦敦和巴黎，战败消息激起了更强烈的战争欲望。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宣称：“我们要让中国皇帝明白，他必须为背信弃义付出代价。”

1860年春，额尔金和葛罗再次率军来华。这次联军规模空前——英军18000人，法军7000人，配备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后膛炮。

8月1日，联军避开重兵防守的大沽口，从防御薄弱的北塘登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在塘沽遭遇联军密集炮火和新型线膛步枪的射击，冲锋变成屠杀。8月21日，大沽炮台再次失守。

8月24日，天津陷落。咸丰皇帝派钦差大臣桂良赴津谈判，但拒绝英法提出的所有条件。谈判破裂。

9月18日，通州八里桥，决定性的战役打响。25000名清军（包括精锐的蒙古骑兵）对阵10000名联军。僧格林沁亲率骑兵冲锋，但面对火炮和步枪的交叉火力，骑兵成片倒下。战斗持续三个小时，清军伤亡过半，联军仅伤亡52人。

八里桥之战标志着冷兵器时代的彻底终结。消息传来，咸丰皇帝于9月22日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留下弟弟恭亲王奕訢“督办和局”。

10月6日，法军率先抵达圆明园。这座始建于1709年的皇家园林，融合中西建筑精华，收藏无数珍宝。法国士兵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进入园中，仿佛闯入了《一千零一夜》的梦境。”

劫掠持续了三天。士兵们砸开库房，争夺珍宝，许多无法带走的瓷器、玉器被故意打碎。10月18日，额尔金以“惩罚皇帝背信”和“防止士兵因争夺财物继续劫掠”为由，下令焚园。

3500名英军分工明确，从正大光明殿开始点火。大火燃烧三天三夜，烟雾笼罩北京城。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后来写道：“有两个强盗闯入了圆明园，一个叫英格兰，一个叫法兰西……胜利者装满了口袋，我们眼见着，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火烧#​烧#国宝#​

圆明园的大火映红了北京的天空，也烧掉了清廷最后的抵抗意志。

10月24日、25日，恭亲王奕訢分别与英法代表签订《北京条约》。除了确认《天津条约》全部条款外，新增：

增开天津为商埠

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准许华工出国

签约仪式在礼部大堂举行。额尔金特意要求仪式“尽可能羞辱中国人”——他带着大批卫兵，故意迟到，让恭亲王在寒风中等待良久。签字时，英国军乐队高奏《上帝保佑女王》。

一个细节意味深长：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以“调停有功”，逼迫奕訢于11月14日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今天德国的面积。#国土##丧失#​

战争结束了，但变化刚刚开始。

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在承德病逝，年仅30岁。临终前，他仍未从“夷夏之辨”的桎梏中解脱，嘱咐：“不得授权夷人丝毫权力。”

然而现实不以意志为转移。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中国近代外交起步。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第一批中国学生开始系统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口号变为实践。

在西方，这场战争被称为“亚罗战争”或“英法远征中国”。它强化了欧洲的优越感，也加速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形成。香港和上海崛起为远东贸易中心，中国被更深地卷入世界市场。

广州的一位老人战后对孙子说：“洋人船坚炮利，我们打不过。”孩子问：“那我们怎么办？”老人沉默良久，答道：“学。”

这一个“学”字，包含了

未来半个世纪中国的全部努力与挣扎。第二次鸦片战争如一道深深的伤疤，疼痛提醒着这个古老帝国：闭关自守的时代结束了，无论愿不愿意，中国必须面对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战争的硝烟散尽后，圆明园的残柱如墓碑般矗立，既铭记屈辱，也昭示着一个道理——历史的转折点往往以最痛苦的方式降临，而真正的复兴，始于承认失败的勇气。​#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