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探洞“追”垃圾引关注

符正下到溶洞内查看里面堆积的垃圾

竹塘乡垃圾车 正在倾倒垃圾

溶洞通常深达几十米，需要通过绳降技术进入

符正航拍的大型设备进入彩球村天坑处理垃圾

符正原本是一位户外领队，偶然参与的一次户外探洞活动，让他注意到溶洞里的垃圾问题。探洞的过程被视频记录下来，有人感叹“溶洞、天坑这样的自然资源，怎么成了一个个天然的垃圾场”。视频发出后引发网友关注，大家不断给符正发来各地溶洞堆存垃圾的线索。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湖南到湖北，再到贵州、云南，符正开车跑了5万多公里探洞“追”（追踪）垃圾，拍摄了十几个被垃圾污染的溶洞。

去溶洞“追”垃圾始于一起水体变色事件

由于溶洞的地理和地质特性，在基础设施薄弱、垃圾处理不到位的地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成为附近居民堆放生产、生活垃圾的“隐形”垃圾场。符正去溶洞“追”垃圾，始于发生在符正家乡湖南慈利县的一起水体变色事件。

2025年3月中旬，张家界慈利县溇水长潭河段水域突然颜色发深、漂浮着大量白色泡沫，并散发出明显异味。当地人湘仔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河水污染情况，并称“有些地方还有死鱼”。

3月21日，一位环保博主在网络上发布视频称，自己也收到了当地网友发来的线索，决定去慈利县看看情况，他怀疑污染源来自溶洞和天坑。

慈利县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表是奇特的峰林景观，地下则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溶洞与暗河网络，进入溶洞探查需要专业的探洞和绳降技术，符正成了最合适的合作人选。

那时，符正是慈利县本地的一名户外领队。“张家界地区徒步路线多，我大专毕业后一直从事与户外运动相关的工作，2023年开始接触探洞。”符正说，这是一项结合了攀岩、潜水与绳降等技术的极限运动，他在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徒步、绳降、探洞的视频。也正是这些视频分享，让自己有机会参与“追”溶洞垃圾的环保行动。

2025年3月至5月，符正携带专业的绳降装备，与湘仔等人陆续探访了慈利县的多个溶洞，部分溶洞垂直高度达100余米。

5月29日，当符正通过绳索缓慢下降至大田坑溶洞底部时，眼前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洞内废弃物堆了有七八层楼高，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垃圾”。大量矿泉水瓶、食品包装袋等生活垃圾混杂，部分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显示为2015年。

在杨家坡溶洞内，符正看到地下污水横流，岩壁被长期渗漏的污垢染成黑色，生活垃圾和畜禽粪水、淤泥混为一体，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为此，他们不得不购置防毒面罩，以防洞内可能产生硫化氢等有害气体。

在进行探洞活动后，符正意识到，人们通常只是看到表面上的污染，而溶洞内部的垃圾污染往往被忽略。“如果我能下去（洞里）把这些垃圾拍摄出来，让大家看到，并引起当地部门的重视，把垃圾清理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符正在慈利县拍摄的视频迅速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2025年6月8日，慈利县通报称，大田坑溶洞、杨家坡溶洞污染物主要为禁止焚烧垃圾后至城乡环卫一体化前（2010年至2016年间）倾倒的生活垃圾，截至6月15日已清运垃圾84.5吨。之后，张家界市、县在全域开展了溶洞和非法倾倒固废“拉网式”大排查。

地下溶洞顶部坍塌成为“天然垃圾场”

那之后，符正和伙伴开始踏上了“追”溶洞垃圾的路程。2025年11月28日，符正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来到云南普洱市，网友告诉他这里的竹塘乡大量垃圾被丢入天坑，已有十多年。在澜沧县竹塘乡的一处天坑，符正看到，四周陡崖环绕，地下溶洞顶部坍塌形成“大型漏斗”，现在成了一个“天然垃圾场”。

中国地质学会洞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南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杨晓霞教授表示，溶洞入口通常较小，穿过通道之后，内部会形成相对宽阔的空间，称为“大厅”。溶洞内部结构复杂多样，包括狭长形水平洞穴、垂直洞穴，以及串珠式、廊道式、厅堂式、迷宫式等多种形态。一般情况下，洞内存在化学沉积形成的石钟乳、石笋、石幔等钟乳石类沉积物，并有崩塌岩体堆积与蝙蝠粪之类的生物堆积。

“天坑和溶洞紧密联系在一起，都属于喀斯特地貌。”她解释称，如果这类“大厅”顶部发生塌陷，露出地表，便形成了“天坑”。

仅是站在天坑边上，符正就可以看到地上堆积的化肥袋、饮料瓶、泡沫箱等生活垃圾，伴有腐烂物、化学品与不明废弃物经年混合发酵的恶臭。他不得不回到车内，关上车窗，通过操控无人机拍摄。在航拍画面里，各色生活垃圾、工业废料和医疗固废交错堆叠，在竹塘乡一片苍山绿树中，劈开一道刺眼、突兀的口子。这条“垃圾带”长度近百米，宽约40米，“像一道垃圾瀑布”，符正这样形容眼前的场景。

他将无人机下降到谷底，看到一个溶洞入口几乎被垃圾填满，这意味着污染可能已向地下暗河扩散。想下到坑底，拍视频取证，必须通过绳降。而他所在的左侧坡面陡峭，有些地方坡度已接近90度。符正根据经验决定，先贴着垃圾斜坡横切下降，再从截面另一端稍缓的土坡寻找下降路径。

与符正同行的湘仔说，穿越“垃圾带”时，他的鞋底陷进垃圾里，“每一步都像踩在泡胀的海绵上。”除了生活垃圾，他还看到腐烂的猪、牛的尸体，“没走几米就熏得脑袋发昏。”在坑底，他们发现了水源，“水是慢慢往下渗的，这些浸泡过垃圾、被污染的水最终进入地下河。”符正说。

在当地，他们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追踪到镇上一家垃圾回收站，垃圾车收走各站点的垃圾后，拐上了通往天坑的山路。符正用航拍记录下垃圾倾倒的过程。

符正的视频发布后，当地很快成立了工作组，展开垃圾清运和规范化处置。据事后官方调查和公开报道，那条“垃圾带”上的垃圾倾倒面积有600多平方米，这些垃圾本应由澜沧县竹塘乡坝子综合集贸市场有限公司负责处理，然而该公司在十几年时间里将约5000吨的生活垃圾倾倒在这里。

洞穴清理难度与成本远高于地表环境治理

杨晓霞介绍，中国岩溶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3，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按照相关研究数据推算，全国未开发的天然溶洞数量约有几十万个。据杨晓霞2017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已开发的旅游洞穴约700余个。此外，全球确认的天坑数量超过了300个，其中270多个在中国。

在杨晓霞看来，如此庞大的体量，对溶洞的管理压力巨大，仅是溶洞的排查和发现，本身就是一大难题。

在西南喀斯特地貌地区，溶洞与周边居民的关系密切。“溶洞为老百姓提供了水源、仓储、养殖、矿产等多种资源，也可以转化为旅游资源。”但杨晓霞也提到，如果利用不当，比如工业废渣、化肥农药、生活垃圾处理不好，随雨水下渗进入地下，或地表水冲刷带来的树枝、塑料等垃圾，都可能会残留在洞里，产生污染。

符正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慈利县农村生活的经历。早年间的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道路不通，垃圾没有正规的处理渠道，“就倒在路边，或者倒在河里，一涨水就冲走了。”同样在农村长大的湘仔记得，过去村里垃圾都是随便丢，后来逐渐才有了垃圾桶，并有专人负责清运，将垃圾送往火力发电厂焚烧处理，“都需要一个过程。”

符正明白，这些“垃圾山”很大程度上都是过去“欠账”。“现在该是还账的时候了。”他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遗迹保护/保育专家张建平教授提到，部分地区对地质遗迹（包括溶洞）的保护意识仍有不足。在溶洞发育的地区，一些人将溶洞视为天然的垃圾处理场。这种行为不仅仅毁坏了溶洞本身，垃圾产生的污染物也很有可能会渗入地下水系统，参与整个水循环，对饮用水甚至区域水环境安全构成长期威胁。“有些人或许难以理解，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破坏的现状，真正产生的后续破坏作用是深层次的、长久的，涉及多方面的。”张建平表示。

环保意识的增强仍然需要时间。2025年9月1日，符正和湘仔在湖南武陵源区一个村子里寻找堆存垃圾的天坑时被村民拦下，对方称“你拍这些有什么用、我们不要你管”。

当天，在一位拾荒老人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天坑，但天坑外围早被挡住，洞口已被树木覆盖。

对于已受污染的洞穴，杨晓霞坦言清理工作异常艰难。“洞内情况复杂，机械进不去，只能靠人工。有些是垂直深洞，就需要专业高空作业人员。洞内空气可能存在有害气体，清理人员的安全也是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洞穴清理的难度与成本远高于地表环境治理。

不足一年时间已追踪拍摄十几个被垃圾污染的溶洞

在张建平看来，在岩溶发育地区，溶洞保护问题紧迫且有必要。作为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溶洞功能的稳定与否，影响着整个区域的水安全、生物多样性、人居健康以及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

张建平主张通过专业的系统资源调查，尽快摸清溶洞的“家底”，推动分类管理保护。对不适合旅游开发的溶洞，可建立管理制度，在相应位置立告示牌，加强巡护，使其保留自然状态。而对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溶洞，可在做好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开发利用，在开发中进行保护。

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10月底，全国共排查到被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的溶洞2411个，其中93%的倾倒物为生活垃圾。在已完成整改的2400个溶洞中，共清运处置固体废物4.5万吨。

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监督机制。在符正曝光毕节市黔西红林乡响水洞溶洞垃圾之后，当地在整改现场的围挡上挂上蓝色公告牌，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监督电话等信息一目了然。这是贵州探索设立“洞长制”的一项举措，在贵阳、黔南等地区建立了“一洞一档”台账，依托原生态、开发利用、突出环境问题三类“溶洞清单”实施分类管控。

杨晓霞认为，对已发现的、问题突出的溶洞，短期实行“洞长制”应急清理，是可行的。但作为长效机制，不太现实。“洞太多了，比如贵州，不完全统计洞穴上万个，不可能每个洞都设个洞长。”

相比其他污染问题的监管和解决，溶洞污染更为复杂。在资深户外爱好者和法律从业者靳毅看来，与地表河湖不同，溶洞的隐蔽性使其容易成为监管死角，而更深层的障碍在于权属不清与管理责任的长期模糊。

“溶洞是一个地下体系，有的有水，有的是旱洞。关键在于，很多溶洞未必是自然保护区、自然景观。”靳毅提到，“它在历史上与村落、居民的生活区域交融，其地下空间可能跨越不同权属的土地。如果它下方涉及集体林地甚至宅基地，那么‘谁来管’就变成了一个复杂问题。”他认为，明确权属是压实管理责任的逻辑起点，否则便难以确定法定的保护义务主体。

2025年最先披露溶洞污染事件的张家界市，制订了《张家界市溶洞天坑污染防治规定》，该规定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前，贵州印发了《全省加强岩溶洞穴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及到2025年底摸清全省岩溶洞穴基本情况，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边排查边整改。

杨晓霞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洞穴管理条例或地方法规，来应对具体问题：如探洞垃圾谁负责？科研采样与盗采的界限在哪里？旅游开发的环境容量标准是什么？“更细化的专门条例，专业性更强，也能更好操作。”

在靳毅看来，治理溶洞污染，最大的障碍可能不在于“无法可依”，而是“执法落地”。“当前有的地方村子‘民不举官不究’。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关注，它就会被忽视，当地也缺乏管理。”

2025年3月至今，符正追踪拍摄了十几个被垃圾污染的溶洞。他的后台每天都会接到新的线索，多达上百条，而他仍奔忙在去溶洞“追”垃圾的路上。（文中湘仔为化名）

本版文/本报记者佟晓宇

统筹/宋建华

供图/@小符同志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