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经济陷危机？外汇断供引爆货币崩塌，民生承压点燃社会怒火

2025年下半年，伊朗经济彻底陷入崩盘绝境。黑市上1美元兑换里亚尔的汇率突破140万关口，较一年前近乎腰斩。

全国通胀率飙升至40%，面粉、牛羊肉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翻倍，德黑兰、伊斯法罕等多个城市接连爆发街头抗议，民众举着“面包涨价、希望破灭”的标语，向政府表达对民生困境的强烈不满。

更令人揪心的是，进口药品价格暴涨超80%，不少慢性病患者因无力购药陷入绝望。

这场始于外汇短缺的危机，为何会迅速演变为覆盖经济、民生、社会的综合性动荡？当外汇供给枯竭与货币信用崩塌形成双向绞杀，伊朗经济的困局是否还有破解之道？

伊朗经济危机的核心症结，是外汇供给体系枯竭与本币里亚尔信用崩塌形成的双向绞杀格局。

两大矛盾相互关联强化，共同驱动危机深化，将伊朗经济推向不可逆的困境边缘，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外汇储备是维系本币汇率稳定、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关键。

货币信用则是市场经济高效运转的基础，两大核心支撑同时出现根本性问题时，经济体系系统性崩溃便进入倒计时。

作为全球主要石油出口国，伊朗经济循环长期固化于“石油出口换汇”单一模式，石油出口收入占外汇总收入超80%。

这种高度依赖单一产业的模式本身极具脆弱性，核心产业遭遇外部冲击便会动摇整个外汇供给体系，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全面经济制裁，直接切断石油出口常规渠道，引发外汇收入断崖式下滑。

数据显示，2019年伊朗原油日均出口量250万桶，可支撑外汇基本需求；2020年受制裁加码影响，日均出口量骤降至不足30万桶，缩水近90%。

此次萎缩并非国际油价周期性波动所致，而是结构性需求封锁——多数国家迫于制裁威慑不敢开展石油贸易，导致伊朗石油国际市场份额近乎清零。

为维系基本外汇收入，伊朗不得不通过走私、更换贸易主体、第三方绕道结算等隐蔽方式出口石油，但这类模式需承担高昂经济代价。

石油需以低于国际均价30%至50%折价出售才能吸引少量高风险买家；结算环节经第三方金融机构，既延长资金回流周期，又需支付高额手续费。

部分交易还需接受延迟数月至数年的结算条款，加剧资金流动性压力。

表面上石油出口规模尚存，但扣除折价损失、中间成本及资金占用成本后，实际回流国内并形成有效供给的外汇大幅缩水，远无法满足经济正常运转需求。

更致命的是，即便通过隐蔽方式获得少量外汇，也难以顺利进入国内金融体系形成有效供给。

正常国际经贸秩序中，出口企业外汇收入可通过银行合规结算回流，进入外汇市场流通，企业与个人可合法获取使用。

但受长期制裁影响，伊朗银行体系已与全球主流金融系统完全脱钩，外汇回流通道被彻底堵塞。

大量外汇滞留海外账户无法调动，部分被限定用于特定进口支付，还有部分因无法兑换只能以物易物，形成“账面有外汇、实际用不了”的局面。

这种结构性短缺打破外汇市场供求平衡，为后续本币贬值埋下隐患。外汇供给枯竭直接触发里亚尔信用全面崩塌。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间里亚尔汇率加速下行，2024年初黑市1美元兑换50万至60万里亚尔，2025年下半年跌至1美元兑换140万里亚尔，短短一年多实际购买力近乎腰斩。

本币贬值与通胀高企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货币信用丧失。

本币贬值推高进口商品价格，引发输入性通胀；通胀持续加剧又削弱本币购买力，导致民众信心下滑，纷纷抛售本币抢购美元等硬通货，反向加剧外汇短缺与本币贬值。

截至2025年底，伊朗整体通胀率攀升至40%左右，生活必需品涨幅更显著：面粉、面包、大米等主食上涨50%至70%，鸡肉、牛羊肉等肉类上涨70%至100%，进口药品涨幅超80%。

这种全面剧烈的通胀彻底打破民众对本币的信任，里亚尔从“价值储藏工具”退化为仅能满足即时交易的“中介货币”，信用体系彻底崩塌。

外汇短缺与货币信用崩塌的核心矛盾未局限于金融领域，而是通过多条路径向实体经济与社会领域扩散。

这一过程具有极强必然性与破坏性，各环节问题相互加剧，最终形成难以打破的负面闭环。 金融领域矛盾首先传导至实体经济，引发企业经营全面困境。

企业生产离不开进口原材料与资金周转，外汇短缺使其无法合法获取外汇，被迫高价从黑市购买，大幅推高生产成本。

同时，本币贬值与通胀持续侵蚀企业利润，导致企业缺乏长期投资信心，出现“不敢持现金、尽快转实物资产”的短期行为。

这种困境从进口依赖型企业蔓延至本土企业，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需求萎缩叠加，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失业率攀升，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

实体经济困境直接传导至民生领域，引发民生成本飙升与居民实际收入下降。

普通民众最直观的感受是物价持续上涨，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面粉、面包、大米等主食上涨50%至70%，增加基本饮食支出。

鸡肉、牛羊肉等肉类上涨70%至100%，中低收入家庭被迫减少消费；进口药品涨幅超80%，慢性病患者因无力承担药费陷入“有病无药”困境。

此外，房租平均上涨30%以上，水电燃气等公共事业费用上涨20%至30%，多重压力挤压家庭可支配收入空间。

物价大幅上涨的同时，居民薪资未同步提升。 大量企业因经营困难无法足额按时发薪，部分企业降薪裁员，导致居民实际收入持续下降。

普通家庭收支平衡被打破，正常收入无法覆盖食品、医疗、住房等刚性支出，被迫压缩非必要消费甚至举债度日。 长期累积的民生压力不仅降低生活质量，更引发民众不满，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

民生压力持续累积最终引发社会情绪激化与动荡爆发。

当基本生存需求无法保障、对问题解决缺乏信心时，不满情绪会逐步积聚并释放，街头抗议便是民众对经济状况不满的集中体现。

需强调的是，社会动荡会进一步破坏经济秩序、削弱政府治理能力，使政府难以推进经济改革与民生改善，形成“社会动荡以及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意味着伊朗经济危机已从经济领域演变为涵盖经济、民生、社会的综合性危机。

伊朗经济危机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外部制裁压力与内部经济结构缺陷、制度漏洞双重叠加共振的结果。

外部制裁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内部结构性缺陷与制度漏洞则是危机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两者相互作用推动危机升级，形成当前严峻局面。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全面经济制裁覆盖石油出口、金融交易、科技合作等关键领域，形成全方位经济封锁。

石油出口制裁切断外汇主要来源，引发供给枯竭；金融制裁导致伊朗银行与全球金融系统脱钩，加剧外汇短缺；科技制裁限制技术引进与产业升级，阻碍其摆脱对石油出口的依赖。

此外，制裁引发国际投资者恐慌，大量外资撤离，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但外部制裁仅是导火索，内部经济结构缺陷与制度漏洞才是危机持续恶化的根本。

经济结构严重单一化，过度依赖石油出口，非石油产业发展滞后。 石油产业兴衰决定经济整体走势，这种结构缺乏抗风险能力，石油出口受阻便会陷入困境。

长期以来，伊朗政府未能有效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非石油产业水平较低，无法形成新增长点，难以弥补石油出口萎缩的损失。

财政与货币制度更是存在严重漏洞，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降便会出现巨大财政缺口。

面对赤字，伊朗政府未通过优化支出、扩大税收等常规方式解决，而是采取“印钱兜底”策略，无限制发行货币弥补缺口。

这种无约束发行导致货币供应量激增，社会总产出增长远低于货币扩张速度，通胀高企成为必然。

同时，伊朗央行缺乏独立货币政策制定权，无法约束政府发钞行为，进一步加剧货币信用丧失。

此外，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 国有企业主导国民经济，民营企业发展受诸多限制，市场竞争不充分，企业创新不足。

这种机制缺陷使伊朗经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无法通过市场自我调节缓解外部冲击。

同时，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等治理问题进一步加剧困境，导致经济政策难以落实、改革推进受阻。

面对持续恶化的危机，伊朗需在外交、经济、金融等领域推进系统性深层次改革，同时改善外部环境，要根本解决外汇短缺，需打破制裁对石油出口的封锁，恢复正常贸易秩序。

这要求伊朗开展积极外交博弈，加强与周边国家、新兴市场的务实合作，争取支持打破外交孤立；同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渠道，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

但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复杂严峻，美国制裁短期内难以完全解除，伊朗改善外部环境的努力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需长期坚持。

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更需推进内部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对石油出口的依赖，这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核心。

大力发展农业，提升粮食与农产品自给率，减少进口依赖以缓解外汇需求。

伊朗土地、水资源丰富，政府可通过加大投入、推广先进技术、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农业效率。

聚焦劳动密集型与本土资源加工产业，创造就业岗位、增强内生动力。 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吸引国内资本，引进适用技术支持转型升级。

优化收支结构，降低对石油收入依赖，通过扩大税收、加强征管提升财政收入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同时压缩非必要支出，将资金重点投向民生保障、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提高使用效率。

政府可通过国企改革、盘活国有资产增加收入，缓解赤字压力，加强财政透明度建设，打击腐败，提升公信力与治理能力。

外部制裁持续、经济结构调整漫长、制度改革复杂、社会动荡带来治理压力，多重挑战叠加使改革推进异常艰难。

同时，改革可能引发短期失业率上升、民生压力加剧等新问题，对政府治理与统筹协调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伊朗经济危机是外部冲击与内部缺陷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形成的传导链条与负面闭环为全球各国提供深刻警示。

过度依赖单一产业、缺乏弹性外汇管理体系、无约束货币发行机制，会显著降低经济抗风险能力，使其陷入脆弱境地。

全球各国应吸取教训，加快产业结构多元化，建立弹性外汇管理体系，完善货币发行约束机制，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

同时，国际社会应认识到，单边制裁并非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方式，反而加剧被制裁国民生困境、破坏全球经济稳定，应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