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18日清晨,井冈山脚的浓雾尚未散尽,几辆吉普车悄悄驶上盘山公路。山路边,杜鹃花正开得旺盛,不知情的山民只当是又一批林业勘测人员。事实上,车里的领队正是毛主席,他此行意在重访当年战斗过的旧地。
车队先停在茅坪八角楼下。主席没有立刻下车,他透过车窗,目光落在那扇熟悉的木格窗上,神色凝重又温和。随行人员都安静地坐着,车外只有鸟鸣。汪东兴注意到,主席手指微微敲着扶手,像在回忆,也像在计算什么。
八角楼略作停留后,车队向黄洋界开去。翻过几道弯,山势突然陡起。大家下车步行前往制高点。黄洋界的石碑静静立着,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枪炮声似乎仍在风里盘旋。主席举目环视,说黄洋界的险峻帮了大忙,否则敌人一次猛攻就能冲过去。
说完,他示意汪东兴向山腰走一趟,查看当年构筑的暗堡是否仍有痕迹。汪东兴快步而去,几分钟后折返报告:暗堡已被青苔覆盖,只剩模糊轮廓。主席轻轻点头:“岁月能抹平土石,却抹不去我们当年的志气。”话音刚落,一阵风吹来,松涛伴着远处的山泉声。
就在下山准备返回驻地时,外围警卫人员完成交接。汪东兴扫了一眼名单,忽然被一张黝黑的面孔吸引。他愣了几秒,拉住那人袖口问了句:“你是陈兴发?”对方站得笔直,抬手敬礼:“报告,是!”汪东兴心头一震——这位老战士在档案里早被判定为战斗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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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车上,汪东兴立即向主席汇报。主席先是微微惊讶,随后露出笑意,“老陈还在?不错。”片刻沉思,主席又说了一句对话式短语:“替我调调岗,顺便问问他有什么困难。”话很轻,却带着当年井冈山队伍里特有的果断。
陈兴发1913年生于江西贵溪贫寒农家,1929年方志敏部队路过时,他偷偷报名参军。师傅只叮嘱一句“穷人的队伍,该上”,少年点头便走,再未回头。那年起,这个半大小子跟随红七军团,从信江流域打到赣南山地。特务连连长的职务让他总是冲在最前。
1934年一次夜战,他的额头被弹片撕开,血顺着脸颊糊住双眼,战友们以为他活不成了。养伤期间形势突变,他被编入赣粤边游击队,通讯中断,许多老首长自此将他归入牺牲名单。也正因如此,粟裕、萧劲光多年之后再查资料,都找不到“陈兴发生还”的字样。
抗战全面爆发,新四军成立,陈兴发成了陈毅的贴身警卫。任务多、地点换得快,他常年隐身于暗哨与交通线之间。上海解放时,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他却主动提出回江西参加地方建设。对“留在上海”的好意,他只回一句:“家乡更需要人。”简单、干脆。
1950年代,江西山多路险,物资运输全靠肩挑背驮。陈兴发到宁冈县供销系统工作,背着公文包天天翻山越岭。干部劝他坐马车,他摆摆手:“走惯了山路,脚下不自由反而不习惯。”同事年纪比他小十岁都跟不上。有人偷偷算过,他一年下乡里程超过两万里。
因此,当1965年的保卫任务布置到宁冈县时,老陈被任命为外围警卫副总组长。若不是汪东兴眼尖,谁也不知道他就在不远处守护这位曾经的最高统帅。主席得知他拒绝“调岗”的回信,只淡淡一句:“这是老红军的脾气,尊重。”随后批示照顾其生活。
1966年,年逾五旬的陈兴发离休。他的住房是县里用旧木料加固翻修的砖瓦房;上级要给新楼,他摆手谢绝,说能遮风挡雨即可。1973年,萧劲光闻讯特地来信要求妥善安置,陈兴发仍旧坚持“不要特殊”,最终只是加了几本革命史书到他的书架。
1977年,江西组织长征老兵赴京参观。陈兴发登上列车时,周围同行的干部没一个认得他。到了北京他径直去见粟裕。老司令握住他的手,笑得像孩子:“我当年差点给你开追悼会!”两人一口老乡话,把旁人听得一头雾水,屋里却满是久别重逢的喜悦。
1980年冬,陈兴发病逝,享年六十七岁。江西省委追授他革命烈士称号。审批表里,有人想加一句“模范共产党员”,被同事轻轻划掉,他们说老陈生前最看重的是“战士”二字。石碑竖起那天,山谷起风,松针沙沙作响,好像在述说一段并不遥远的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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