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古代都爱种地、不待见经商？说说古代的重农抑商

翻遍中国古代史，有个经济政策几乎贯穿了好几个朝代——“重农抑商”，简单说就是鼓励大家种地，限制经商。从战国商鞅变法时喊出“多种地、多打仗有奖励，做生意的要被打压”，到秦汉时期“商人不能穿丝绸、坐马车，还要交重税故意折腾你”，再到明清的“海禁”“闭关锁国”，把商业活动管得死死的。这政策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样子。可能有人会问，古代皇帝为啥非要揪着“重农抑商”不放？这可不是单纯看商人不顺眼，而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综合了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好几方面的考虑，才做出的必然选择。

核心原因很简单：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命根子”，是王朝能活下去、能发展的根本保障。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粮食就是最大的“硬通货”——人要吃饭才能活，国家要运转也得靠粮食撑着。农业不仅能给老百姓提供吃的穿的，国家收税、征劳役（让老百姓去修城墙、修水利），也都得靠农业产出。古代中国本来就是靠种地吃饭的农耕文明，土地是最值钱的生产资料，绝大多数人都得靠土地过日子。皇帝心里门儿清：只有让老百姓安心种地，粮食储备够多，才能避免闹饥荒、引发社会动乱。反观商业，在当时被看成“不干活还赚钱”的行业——商人就是把东西从这儿运到那儿，赚中间的差价，本身不直接种粮食、织布匹这些必需的生活物资，甚至还可能趁着粮食紧缺囤积居奇、抬高价，破坏种地的正常秩序。所以，把农业当成经济的核心，不让商业过度发展抢了农业的风头，就成了维护王朝根基的必选项。

维护政治稳定、保住自己的统治，是推行重农抑商的重要原因。古代中国是皇帝集权的王朝，皇帝最害怕的就是社会乱了、地方势力不听话搞割据。农业有个特点——“安土重迁”，老百姓一辈子守着自己的田地，生活稳定，不会随便乱跑，这样政府管起来也方便，登记户口、收税都顺理成章。但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常年全国各地跑，根本没法按户籍管，想管也管不住；有些大商人赚了大钱后，可能会用财富勾结地方官，挑战皇帝的权威，甚至有搞分裂的风险。另外，商业发展还会打乱当时的社会等级——古代有“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人排在最末位。要是商业太发达，商人有钱了，就可能冲击读书人和农民的地位，让社会阶层乱套。所以，打压商业、扶持农业，本质上是皇帝维护社会稳定、牢牢掌握权力的手段。

军事安全的需求，更是让重农抑商的政策定得更死。古代王朝边境不太平，经常打仗，内部也得维稳，军队的粮草和士兵，都得靠农业来提供。一方面，打仗就是打后勤，充足的粮食储备是打持久战的关键——要是农业不行、粮食不够，士兵饿肚子，国家的军事安全就直接亮红灯了。另一方面，古代军队的士兵大多是农民，稳定的种地人口才能源源不断地给军队输送兵力；而商人到处跑，想征他们当兵都找不到人，而且经商还会分散社会资源，影响种地和征兵。比如战国时期，各国都推行“耕战政策”，把种地和打仗绑在一起，鼓励种地织布、打压商业，快速提升国家的军事实力，这就是军事需求最直接的体现。

还有传统思想的影响，给“重农轻商”提供了文化层面的支持。先秦时期的儒家、法家这些学派，大多不喜欢商业。儒家讲究“重义轻利”，觉得商人满脑子都是赚钱，会让人变得贪婪、自私，破坏社会风气；法家则强调“种地和打仗才是根本”，认为商人是“不劳而获的游民”，浪费社会资源，影响国家富强。这些思想被后来的皇帝采纳，慢慢形成了“农业是根本，商业是末流”的主流看法。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商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经商被看成“没前途的末业”，而农业则被捧得很高，成了“能安定国家”的崇高行业。

这里要说明一下，古代的“抑商”不是完全不让人经商，而是通过收重税、管户籍、限制穿衣服的规格、规定经营范围等方式，把商业管起来，不让它过度发展抢了农业的风头、乱了社会秩序。有些时候，皇帝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放宽对商业的限制，比如唐宋时期，原来“居民区和商业区分开”的制度被打破，商业活动特别繁荣，这就是对重农抑商政策的灵活调整。但从整个历史来看，重农抑商还是主流政策，本质上是古代王朝在生产力有限、需要巩固集权统治的情况下，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策略。

总的来说，古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是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政策在当时的历史阶段，确实有效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巩固了皇帝的集权统治，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发展。但随着时代进步，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这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回头看看这个政策的历史根源，我们能更清楚地明白古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是怎么运转的，也能更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政策得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让社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