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长久之基：兴亡智慧如何超越权谋？ | 战国策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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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秦国的章台宫内，一场关乎国运的激烈辩论正在上演。

此时，一个天赐良机摆在秦国面前：西南的巴蜀之地爆发内乱——蜀王兴兵讨伐其附庸苴国，苴侯奔巴；巴、苴势穷，共遣使者向秦国紧急求援。

此时的秦国虽已崛起，却尚无力东西两线同时用兵：是趁中原空虚，挥师东进，挟制周室，还是趁机南下巴蜀。朝堂之上就此展开激烈辩论。《战国策·秦策一》中便生动呈现了当时朝堂上关于东进还是南下的战略分歧。

秦相张仪力主伐韩。他向秦惠文王阐述道，韩国的三川地区（今河南洛阳一带）乃是天下的中心，而名存实亡的周王室正位于此地。夺取三川，便能挺进中原腹地；控制周王室，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据绝对主动。他引用世俗之见“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进而指出，三川与周室便是整个天下最核心的“朝堂”与“市集”。只要通过外交手段安抚好韩国的邻国魏国与楚国，秦国集中力量攻取三川应是胜券在握。此策若成，秦国便可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一举掌控天下之名器与中枢，其威势将震烁诸侯，莫敢不从。

然而，司马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战略主张。他认为秦国应优先南取巴蜀。与张仪充满理想色彩的“挟天子以令天下”蓝图相比，司马错的论证更为务实，他提出了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

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符，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在司马错看来，对比关东诸强，秦国仍处于“地小民贫”的阶段，因此扩张必须从阻力最小、收益最稳妥的方向入手。僻处西南的蜀国虽是“戎狄”之长，内部却有如夏桀、商纣般的祸乱，政治涣散。秦国军队攻之，简直如同“豺狼逐群羊”，可谓万无一失。夺取蜀地，能够直接扩大秦国的疆域；获取蜀国的财富，极大充实秦国的府库、富裕秦国的百姓。更重要的是，此举“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既能获得实利，又能博得平定祸乱的美名，实为名利双收。反之，若贸然进攻韩国、劫持周天子，不仅会背负“不义”的恶名，更可能迫使弱小的周室和韩国为求自保，将土地献给魏国、将象征王权的九鼎送给楚国，从而引发关东各国联合抗秦的危局，使秦国陷入极大的战略被动中。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古城，古称葭萌，地处古蜀道金牛道要冲，素有“全蜀咽喉、川北锁钥”之称

司马错以“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为纲，层层推演，将拓土、富民、积德与王霸之业紧密勾连，直指秦惠文王心中所图。惠文王听罢，欣然应曰：“善！寡人听子。”

秦军遂挥师南下，由石牛道入蜀。进至葭萌，一战击溃蜀军，诛蜀王；旋即并苴、灭巴，尽收巴蜀之地，纳入秦之版图。

司马错当年一策，其效远不止于拓地千里。巴蜀归秦，非仅增其疆域，更以其沃野之粟、山川之利、民力之厚，为秦国开辟了关中腹地之外的战略纵深。自此，诚如《秦策一》所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经数十年经营，尤以都江堰兴修之后，巴蜀终成秦国丰沛稳固的战略大后方。司马错的务实远见，实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不可替代的根基。

湖南溆浦古县城遗址。前 280 年，司马错在夺取巴蜀后，发动黔中之战，攻占楚国黔中郡，在溆浦设立军事据点，后世称其为“司马错城”。这一行动是秦国“得蜀即得楚”战略的关键步骤，直接导致楚国丧失战略要地，国力衰退。摄影/刘景

在《战国策》所展现的谋略图景中，除苏秦、张仪这类词锋锐利、长于游说的纵横家外，还活跃着另一类人物——他们不以巧言令色取悦君主，亦不汲汲于一时一地之胜负，而是将目光投向更深远的格局。其中，既有如司马错般主张“广地富民”的务实策士，亦有如赵武灵王力行“胡服骑射”的变革之君。他们认识到，真正的强国之道，不在虚名与速胜，而在根基之厚、民心之附、国力之蓄，对国家根基进行长久且深刻的经营。他们虽身份各异，但都体现出一种超越眼前利益的战略清醒。他们在“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的喧嚣背后，选择为国家铺就一条“立长久之基”的道路。在战国这个崇尚实力与速胜的时代，他们的存在，正体现了中华战略文化中“深根固本、厚积薄发”的理性智慧——这也是《战国策》在雄辩与权谋外，留给后世尤为珍贵的思想遗产。

重实理、轻虚势的治国精神，在赵武灵王身上得到彰显。彼时，赵国北临林胡、楼烦等游牧部族，南接强秦，东邻齐、燕，中山国更横亘腹心，屡犯边邑。赵武灵王深知传统车战已难御轻骑突袭，边民苦不堪言。若不变革，则国无宁日。于是，他决意效法胡人，推行“胡服骑射”——不拘泥于华夷之辨与古礼旧制，唯以强兵安民、利国利民为务，从而在战国乱世中树立“善政致强”的典范。

武灵丛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始建于赵武灵王时期（前325-前299），是其为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用以检阅军队、观兵演礼的重要场所，现存建筑为清代修建。此项改革使其跻身战国七雄前列，成为山东六国中长期抗衡强秦的大国

据《赵策二》，赵武灵王初欲行胡服，恐天下非议，遂召心腹大臣肥义商议。肥义当即进言：“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他力劝君主，“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凡图大业者，必先破除世俗之见；若事事顾虑“天下之议”，则永无进取之机。

肥义之言，坚定了武灵王的决心。但以叔父公子成为首的宗室贵族是改革最大的阻力。武灵王先派王孙绁前去公子成府邸传达胡服之令，公子成透过使者传达了一番措辞激烈的谏言，他认为，中原之国，乃圣贤教化、礼义盛行之地。“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随即称病不朝。武灵王遂亲至其府，从国家现实危亡的角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坦言，赵国今日之患，不在内政，而在边防。昔者疆域止于中原，衣冠礼乐足以为治；然今已拓地西北，直抵胡貉之境，山川险远，敌骑倏忽而至。若无精锐骑兵，何以守边？而欲建骑兵，必习骑射；欲便骑射，必易胡服——宽袍大袖，岂能控缰挽弓？他痛心地对公子成说，中山国仗着齐国撑腰，侵我疆土，引水围鄗城，社稷几近倾覆。此等大辱，先王引以为耻，我等岂能忘却？随即，他将胡服骑射与雪耻强国直接关联：“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继而正色道，叔父若拘守华夏旧俗，徒恶“变服”之名，而忘国耻之重，“非寡人所望于子！”一番肺腑之言，终于打动公子成。次日，公子成便身着胡服入朝，朝中最大阻力由此消解。

改革既行，赵军战斗力骤升，最终攻灭中山国，拓地云中、雁门，北逐林胡、楼烦，威震诸侯。赵国由此跻身战国七雄前列，成为山东六国中长期抗衡强秦的大国。

《秦策五》记载，文信侯吕不韦失势后出走，其门客司空马流亡至赵国，被赵王迁任命为代理相国。其时秦军大举攻赵，赵国危在旦夕。司空马深知秦国内情，冷静分析两国实力：论疆域、人口、财富、法令及将相之贤，赵皆“百举而无及秦者”，若仓促迎战，必致速亡。于是他向赵王献计，主动割让半数国土以贿赂秦国。秦不战而获厚利，必欣然退兵；赵虽失半壁，尚可保全宗庙。更重要的是，秦国得地后骄横更甚，山东诸侯必感自危——“亡赵自危”，合纵抗秦之势自然可成。届时赵再联合诸侯，反可制衡强秦。此计看似屈辱，实则为以退为进、存国待时之上策。

然而，赵王听罢司空马“割地赂秦、待机合纵”之策后，断然拒绝。在他眼中，割地即是奇耻大辱。司空马见其执迷于虚名，又退而求其次，恳切陈情，自己虽为秦刀笔吏，未尝为将，但愿率赵兵，与秦决一死战。然赵王疑其非赵人，终不肯授以兵权。司空马知事不可为，只得黯然辞去，自请离赵。

途经平原津时，他对津令郭遗预言：赵若任用武安君李牧为将，尚可支撑一年；若听信谗言杀害李牧，则不出半年必亡。他深知赵王宠信近臣韩仓——此人“曲合上意，疾贤妒功”，国难当头，必以谗言构陷国之柱石。

形势果如其所料。不久，赵王听信宠臣韩仓谗言，下令解除李牧兵权，并召他回都。李牧刚到宫门，韩仓便奉王命当面斥责：“大王本因你打了胜仗，设宴为你庆功。可你在席间向王敬酒时，竟暗藏匕首，分明心怀不轨！此罪当诛！”李牧闻言大惊，连忙解释，我的胳膊有病，不能伸直，跪拜不能及地，恐失臣礼，故令工匠制木杖续于袖内，以助行礼。随即从袖中取出木杖，恳请韩仓代为呈明。韩仓冷言道，我只奉王命行事，赐你自尽于军前，不得宽赦。此事，臣不敢多言。

武安君默然良久，遂北面再拜，以谢君恩。抽剑欲自诛，忽止而言：“人臣不得自杀宫中。”乃疾步出司马门，过棘门，至宫外，举剑自刺，然臂短难及。无奈衔剑于口，以柄抵廊柱，奋力前撞——血溅石阶，壮烈而殁。

一代名将，未曾死于匈奴铁骑之下，亦未殁于秦军锋镝之中，竟陨于本国君王的猜忌与佞臣的构陷，令人扼腕。

武安堂，位于雁门关镇边祠内，其名源自战国赵国名将李牧的封号“武安君”。李牧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一生战功赫赫，北逐匈奴、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堪称赵国支撑危局的擎天之柱

五个月后，秦军攻破邯郸，赵国灭亡。平原津令郭遗每谈及此事，都会感慨：“国亡者，非无贤人，不能用也！”赵国并非无人：司空马有运筹帷幄之智，李牧有擎天保驾之勇。然君主既不能纳其深谋，又不能保其忠良，终致社稷倾覆。

与赵王等昏聩之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真正领悟“得士者安”之道的明君能臣，他们不仅招揽人才，更能以诚相待、委以信任，使士人之智得以尽展。《齐策四》所载“冯谖客孟尝君”之事，正是这一用人之道的生动体现。

齐人冯谖家贫不能自存，闻孟尝君好客，乃求寄食其门下。孟尝君问：“客何好？”对曰：“无好。”又问：“客何能？”对曰：“无能。”虽如此，孟尝君仍欣然接纳。然而，府中上下见他没有什么专长，只按最低等门客之例，供给粗蔬淡饭。冯谖并不争辩，只是倚柱弹剑而歌，三度吟道：“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先是抱怨吃饭没有鱼，继而说出门没有车乘，最后又说家中尚有老母，无力奉养。

旁人皆笑冯谖贪得无厌，孟尝君却一一照办：先让他享受食鱼的待遇，再为他配车，最后派人供给其母衣食。自此，冯谖便安静下来，静待时机。

不久，孟尝君贴出告示，问门下宾客：薛地（孟尝君的封地）有一批旧债待收，谁愿应承？冯谖主动请缨。到了薛地，他召集所有欠债百姓，一一核对债券。账目厘清后，他假传孟尝君之命，免除其债务，并当众焚券。百姓感泣，齐呼万岁。归后，孟尝君问债都收完了吗？买了什么回来？冯谖答，宫中珍宝、骏马、美人皆足，“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我私下为您把“义”买回来了。

《冯谖为孟尝君收债图》轴，清，苏六朋，绢本设色，纵116.5厘米，横41厘米，现藏广东省博物馆。此图描绘了孟尝君门客冯谖自荐前往薛地收债，并“焚券市义”的场景

一年后，齐王因忌惮孟尝君声望日隆，便以“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为由，罢免其相位。孟尝君只得黯然返回封地薛邑。离薛尚有百里之遥，沿途百姓已扶老携幼，夹道相迎，欢呼之声不绝于耳。孟尝君深受触动，对冯谖感慨：“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却道：“狡兔有三窟，仅得免死而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

接下来，冯谖携重礼西行至魏，对魏王说：“齐国罢免了孟尝君，哪位诸侯能先迎请他，就能国富兵强。”魏王被说动，立即派使者带着厚礼去薛地聘请孟尝君。冯谖提前赶回，让孟尝君坚决推辞。消息传到齐国，齐王唯恐孟尝君为魏国效力，忙派人带着厚礼与亲笔信，恳请他回国复相。冯谖又出主意，让孟尝君请求在薛地建立齐国宗庙。庙成之后，薛地地位更加稳固。

至此，冯谖成功为孟尝君营造了“三窟”，使其虽遭罢黜，终能复位自保，封地得以久存。

孟尝君身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素以广纳门客、礼贤下士闻名于世。其门下食客虽不乏鸡鸣狗盗之徒，却也正因容纳了如冯谖这般深谋远虑之士，方能屡次化险为夷，长保权位而不倾。可以说，孟尝君的政治生涯，正是“得士者安，失士者危”的生动写照。

综观《战国策》所载兴亡之迹，为一国崛起奠定坚实根基的，常是那些不争一时之巧，而务长久之基的深谋远虑之士。他们或择远略而弃近利，或革弊以强军力，于纷繁权谋中锚定根本。战国之世，人才关乎存亡——秦、魏、赵、燕、齐等国“失士者危，得士者安”即是深刻昭示。凡此种种，已足为后世为政安邦之镜鉴，蕴含着深湛的政治智慧。然而，《战国策》中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核，既有对“民为邦本”的朴素认知，亦不乏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辩证思考，这些思想超越了单纯的权谋之争，构成了其跨越千年仍具价值的精神底色。

《齐策四》载，齐王使臣问候赵威后，国书尚未启封，威后即问使者：“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今年收成还好吗？百姓安乐吗？大王康健吗？使者不悦，认为她轻视君主而先问庶民。威后肃然答道：“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这番诘问，清晰呈现了赵太后以农为本、以民为基、以君为末的政治逻辑：农业丰歉系乎民生，民生安定方能支撑君权；治国理政，首在养民安民，那些助君养民、赈孤济困、导民向善的贤人，理应得到重用。尽管这种民本思想是从统治集团的自身利益出发，归宿也不是人民本身，但这对人民、对社会发展都是有益的。赵太后的这段话坦诚、明快且深刻，可以说是《战国策》民本思想的最基本观点。

基于对世事规律的深刻洞察，战国纵横家主张：人不应听命于天、坐待命运摆布，而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驾驭规律以改造现实。他们将这一哲学理念凝练为“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在困局中谋出路，在危难中觅生机。

《楚策四》中，一位无名策士曾对楚考烈王进言：“夫因诎为信，旧患有成，勇者义之；摄祸为福，裁少为多，知者官之。夫报报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祸与福相贯，生与亡为邻。”此语精辟揭示了乱世中的生存智慧：真正的勇者，能在屈辱困顿中坚守志节，于忧患中奋起建功；真正的智者，则善于将灾祸转化为福祉，把微弱之势经营为雄厚之基。高明的统治者，更能洞察祸福相倚、生死相邻的辩证法则，在看似不可逆的败局中扭转乾坤。

铜鎏金铺首衔环，战国，通长约为29.3至30厘米，通宽21至20厘米，厚17.5至18厘米，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即楚考烈王墓）出土，现藏淮南市博物馆。摄影/庄琮葵

《战国策》的思想图景是立体的。它既关注“民惟邦本”的政治根基，也探究“物盛则衰”的客观规律，更倡导“转祸为福”的实践智慧。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战国时代一批杰出头脑对如何立国、何以处世等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参考资料：张彦修《战国策引读》；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王硕果《战国策策士文化研究》；苗青《战国策人物形象研究》等）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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