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沈醉探望杜聿明，杜因何事对他说：这事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

1960年11月的一天傍晚，功德林的操场上飘着冷风。收工铃刚落，沈醉正卷着袖子擦汗，远处的杜聿明却坐在轮椅里，朝他招手：“老弟，过来，我有句话想跟你说。”这句招呼后来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沈醉心里——他第一次真切感到，这位昔日赫赫有名的装甲兵统帅，心里牵挂的不再是往昔的军功，而是另一个更沉重的词：统一。

那时距他们被俘已经十一年。淮海战役结束后，1949年1月杜聿明在陈官庄缴械投降；同年12月，沈醉在昆明被扣为战犯。一个是国民党集团的王牌将领，一个是军统“少壮派”特务头目，两个人原本只有点头之交，却被命运锁进同一所管理所。功德林高墙内，没有硝烟，只有漫长反思的日夜。正是在这里，年龄相差十岁的两人，从互有戒心到推心置腹，友情悄然生根。

杜聿明的病，让沈醉最先软了心。1957年秋，沈醉初到功德林，就看到杜聿明蜷在那副巨大的石膏模里，腰脊僵直，额头冒汗，仍强撑着笑迎新来的“难友”。那副石膏模并非惩罚，而是特制支架——为了把他弯曲的脊椎一点点拉直。管理所天天给他送牛奶、送进口链霉素，还请北京最好的外科、结核科专家会诊。杜聿明半开玩笑地说：“我这条命，是‘新主人’给续上的。”沈醉听得心里翻江倒海：若在自己曾经掌管的军统监狱，谁会为囚犯忙前忙后？正是这一幕，动摇了他心底的旧信条。

学习、劳动、检讨、辩论，一轮轮心理较量后，功德林里最常出现的场景是灯下伏案的身影。杜聿明写“忏悔录”是一笔一划，干脆利落；沈醉却常常提笔又放下，久久无语。一次，他缝制袜子敷衍了事，被杜聿明当场挑出：“不认真怎能补过？咱们欠的，是千家万户的血泪账。”一句话把沈醉点醒——改造，绝非走过场。

1959年国庆，《人民日报》头版登出“将进行特赦”的社论，管理所里一片沸腾。首批名单公布，没有沈醉；他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又不能不服气。当人群议论纷纷“级别”“后台”时，杜聿明却拍拍他肩：“别急，标准摆在那儿，咱们就往那儿去。迟一天，也得走正道。”不久，杜聿明、王耀武成了首批被特赦的战犯。临别时，杜聿明塞给沈醉一双亲手缝的布鞋：“穿着它出去，哪天见面，记得把磨旧的鞋底给我看。”

沈醉第二年果然获得了第二批特赦。走出高墙，风有点烈，他摸着鞋底，只觉脚下的地比任何时候都踏实。杜聿明出狱后在北京定居，两人来往愈加频繁。老友相聚，不谈当年排兵布阵，也不谈特务秘辛，只谈“何时能让两岸的老人孩子都不再漂泊”。话语间，杜聿明常感慨：“战场上败了，再悔也迟；可国家的事，咱得补一课。”

转眼到了1980年。那年中秋前，沈醉刚从香港回来。在维多利亚港的灯火里，他见到不少昔日同僚，发现他们对回归、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并不比内地人少。“写点什么吧，把心里话说出来。”这些朋友的嘱托让他动了念头。回京后，他径直赶往西郊杜府，却见老友已被病疼折磨得面色蜡黄。杜聿明却执意要谈写作，“老弟，你动笔，我口述。我们年轻时制造了分裂，不能把烂摊子留给孩子们。”

沈醉劝他先安心养病：“文章不急。”杜聿明却摇头，“这事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语气平静，却像军令。临别时，他又一次握住沈醉的手，手指冰凉，却用力得惊人。那夜，沈醉挑灯写下提纲，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滇军在缅甸的泥沼、淮海战场的破败、白公馆的黑牢、功德林的灯火……他想把所有血与火的教训，连同两个人在高墙内萌发的悔悟，都写给远方的老部下、老同僚，让他们知道时局已非过去，机会就在眼前。

1981年5月7日清晨，沈醉支撑着病体拄杖出门，行至政协大院门口，正巧遇见一位同事，几句话如霹雳：“杜聿明凌晨走了。”天旋地转，他踉跄坐倒在台阶上。直到当月23日，杜聿明的遗体告别式举行，沈醉才扶着家人的手步入北京医院。冰冷的灵柩前，他几次张口，却只有喑声。告别仪式结束，他久久站立，低声絮语：“你的心愿，我来接力。”

其后十年，沈醉笔耕不辍。《从天机到天良》《我的军统生涯》陆续出版；更重要的，是那篇托付给他的《为祖国统一呼吁书》，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相继刊登，署名“杜聿明、沈醉”。文中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只一句重叠出现的话：“国家不可久分。”不少老部下在读后寄来回信，坦言“心头像压了块石头，终于有人替我们说出了话”。

1996年3月，沈醉在南京病逝。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把自己多年珍藏的那双旧布鞋放进棺椁——鞋底已被磨得发亮，线头微露——旁人不解，他却仅说一句：“留给老杜一个交代。”至此，那段跨越烽火、携手忏悔、共盼重圆的战犯友情，就像那双布鞋一样，被深深镌刻进历史的尘埃里。

两位曾经站在战场对立面的旧日将领，用余生写下了另一段战斗：从认罪到自省，再到放下成见，为民族复归付诸行动。或许，他们未能亲见圆满的一天，但那句“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的吩咐，仍在档案、书页与记忆里回响，催促后人把未竟之业继续往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