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后，一柔弱女子步入“总统府”，身份竟是南京特工总指挥

1949年4月24日清晨，南京刚刚解放，解放军第八兵团的35军刚刚踏入总统府，一个穿着旗袍、步伐稳健的中年女子，开口只说了一句：“我是陈修良。”军政委何克希当即迎上前紧紧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成功了！”

这才揭开了这位神秘女子真实身份的面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地下党总负责人。这位看起来柔弱的女子，是如何在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活下来的？又是怎样一步步将危机四伏的南京，变成解放军兵不血刃拿下的胜地？

1946年春，陈修良从上海出发，登上前往南京的列车。她手中拎着一个鳄鱼皮包，包里装着组织交给她的全部经费：二十根金条。从这天起，她的身份不再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一名普通干部，而是“郑太太”，一个刚丧夫、来南京散心的上海寡妇。

南京这座城市当时已被蒋介石比作“铁桶”。城内96万人口中，军政机关和特务人员就有11万，走在街上，随时可能擦肩而过的就是监视你的密探。就在她抵达之前，已有八位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先后牺牲。这个岗位几乎成了“死亡职务”，无人敢接。

陈修良却毫不犹豫地接下任务。她没有拒绝，也没有谈条件，只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出发？”她深知自己面临的危险，但她更清楚，这是组织交给她的使命。

刚到南京，她就定妆成“郑太太”——一个不谙世事的富婆。她租了珠江路上的洋楼，定制苏绣旗袍，出门坐雪铁龙轿车，吃饭去高档饭店，下午两点必定出现在中山路茶楼的麻将桌上。她打牌不争输赢，言谈间虚虚实实，早早成了军政要员夫人圈里的红人。

她的“输钱”看似败家，实则是精密布局。三年下来，她在牌桌上“输掉”的金圆券价值高达2.1亿，按当时市值可换87根金条。这些钱多数被她用来“投资”情报工作，有的通过输牌换来信任，有的用来资助地下党员，有的打通关键人物的关系。

她的搭子里，有宪兵司令太太，有中统军官的夫人，还有青帮大佬的情人。她从不急于套话，只是耐心听她们唠家常。谁家的丈夫调防了？哪个仓库最近戒严？哪条街要抓人了？这些碎碎念，日后都会变成军事情报传到延安。

她最得意的一次“牌局”，发生在1948年深秋。那天，她在市委委员方休家打麻将，注意到对方频繁看手表。她想起三日前刚收到的密电，提到“10月15日前转移密码本”。

当方休起身“接电话”时，她顺势起身，手一摸藤椅缝隙，果然找到了那本美式军用密码本。她连夜冒雨赶到下关码头，将密码本藏进梅子罐中，搭船返回上海。

那一次，她与死神赛跑整整37小时。船舱里，她蜷缩在角落，听着江水拍打船身，想起十岁那年父亲教她打算盘时说的一句话：“珠子要拨得快，心要定得像古井。”她的心从没乱过。

更让人惊叹的，是她在南京布下的136个联络点。从澡堂账房到棺材铺学徒，她将情报系统织入城市的每条毛细血管。甚至《中央日报》的广告语也是信息密码，“春装特惠”是紧急撤离，“寿材特价”代表将有大规模抓捕行动。

她还策动了国民党空军的叛变。1948年底，她通过舞厅认识了轰炸机大队长俞渤。得知其因不满腐败而心灰意冷，她故意输掉几局牌，慢慢将话题引到飞行训练。三个月后，俞渤带着5名飞行员起义，将蒋介石亲批的“轰炸延安计划”一并交出。

这份情报到达西柏坡时，毛主席正在批阅《将革命进行到底》。海军司令萧劲光回忆说：“陈大姐搞到的文件，让我们提前转移了三个兵工厂，避免了灾难。”

她还成功策反了“重庆号”巡洋舰。1949年2月，她以丝绸商人夫人身份登舰，不密谈、不做交易，只是与舰长邓兆祥打了几圈麻将。打到“八万”时，她笑着说：“邓司令这手碰得好，就像我们当年打鬼子……”邓兆祥沉默片刻，突然起身说：“我们该起锚了。”

南京即将解放前，陈修良意识到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城里还有大批中共党员被关押。她迅速部署营救工作，通过地下党员沙轶因，争取其姐夫杨兆龙——时任国民党司法部高官。杨兆龙原本犹豫不决，但在多番劝说下，最终答应配合。

4月5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签下释放“政治犯”的通告。从4月9日起，南京各大监狱中关押的同志陆续被放出。这批人后来成为南京解放后第一批干部骨干。

她还做了一件极关键的事：渗透警察系统。她成立“警察运动委员会”，把组织力量打入南京13个主要警局。先是市东区副局长周春萱倒戈，接着汉中门、水西门等9个警局相继响应。她还控制了下关区警局，掌握了水上巡逻艇和发电厂、码头、火车站的安全。

渡江战役前夜，陈修良发出指令：下关码头集结所有船只，准备接应解放军。凌晨3点，35军1.5万人顺利渡江，南京全城灯火未熄，仿佛一座彻夜等待解放的城市。

当解放军踏入总统府，陈修良早已准备好档案保全工作。她安插的守卫早就掌握了钥匙，保护了重要文件不被破坏。城市没有一处公共设施被炸毁，工厂、学校、交通全部完好。

三年地下生涯，她换了六个身份，住过六户人家。有一次去上海汇报工作，三年未见的女儿竟认不出她，叫她“新来的保姆”。她只在角落里偷偷抹泪，见面不到两小时又匆匆返回南京。

有些人说她靠美色换情报，她却在自述中写道：“我的武器是算盘和麻将，不是胭脂和旗袍。”她曾拒绝军统少将的追求，险些暴露身份，不得不连夜转移。

1949年4月24日，她以市委书记身份现身总统府。解放军指挥官陈士榘得知她的真实身份后感叹：“南京能不流血解放，她功不可没。”

1983年，陈修良在上海去世。那年她76岁，晚年生活清贫，工资只够买三斤猪肉。临终前，她对女儿说：“当年打掉的那二十根金条，每一根都沾着同志的血。”

她没有飞檐走壁，也没有手持枪械。她用算盘、旗袍、麻将牌，翻转了一座城市的命运。真正的战斗，并不总是刀光剑影，也可以是市井烟火中的沉默较量。

她不是传奇，她是那个时代里最真实的英雄。陈修良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女人的传奇，更是一段被历史尘封的隐秘战线。她输掉的是金条，赢回的是城市、信仰和人民的未来。她用自己的方式，撑起了南京解放背后最坚实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