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丨从无期徒刑到十年有期徒刑——诈骗“专案”二审发回与改判的辩护策略

文 | 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 奚玮律师

案件背景：一审顶格判处引上诉

2022年4月，全国开展了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此背景下，淮南市公安机关侦办了一起养老诈骗案，该案涉案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最多时有260个代理商。2023年，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自2021年起至2022年5月，被告人尹某某、张 某某等人注册成立多家公司，以“5A塬头贡”名义发展代理商，虚构身份、直播讲课散播有关产品具有“扣病”“下危机”等不实功效，在代理商微信群内发布有关产品的虚假宣传“话术”，将产品名称贴靠保健品或药品名称等手段推销，诱骗老年人购买，诈骗金额达3亿余元。

原一审法院认定尹某某等人构成诈骗罪，判处尹某某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十五年不等刑罚。

二审介入：专业辩护改变案件走势

一审判决后，尹某某等人提起上诉。奚玮律师在二审阶段接受委托，担任尹某某的辩护人。

专业从事刑辩的奚玮律师深知，案件一审在中级法院，二审进入省高院，如此审级，足以表明案情重大；且该案在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背景下案发，属打击整治的重点。如果发现不了问题，找不到有力的辩点，将很难改变一审的判决。同时，奚玮律师也敏锐地意识到，省高院在案件诉讼程序和事实证据的把握上会明显严于下级法院，只有能找到案件的硬伤、软肋，才有可能改变案件的走势，依法为当事人争取到有利的处罚结果。

为此，奚玮律师一边仔细研究一审判决书和案件证据材料，一边频繁会见尹某某，与其核实案件事实证据，听取其对一审判决的意见，从中发现问题，提出有效辩护观点。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审判决存在的问题被排查呈现。

一是案发过程有隐情，不排除办理程序违法的可能性。

本案并无被害人报案即立案侦查。一审判决认为，公安机关对案件是否立案侦查是根据有没有犯罪事实发生来决定，而不是根据有没有被害人报案来决定。

那么，对一起存在被害人的诈骗案，在没有报案的情况下，究竟是如何发现有犯罪事实的呢？在案证据材料未呈现完整、清晰的案发过程，因此，辩护人认为不排除侦办程序有违法的可能性，由此将导致证据合法性存在疑问。

二是涉案产品的产品成分、是否完全不具有预防、干预老年疾病的功效未查明，是否存在欺骗存疑。

一方面，从证据上看一审判决查明的“扣病”“下危机”，并不是针对特定的病症去“扣”、去“下”，而是对于中老年人的一些常见疾病，通过讲解这些病症的形成原因、症状表现以及对健康的危害，引起直播间听众的兴趣甚至共鸣。没有证据证明“扣病”“下危机”的内容是虚假的或者不符合医学认知的。

另一方面，涉案产品的哪些成分系有毒、有害物质，产品是否含有保健品功能性、药用成分和药用效果，这是欺骗能否成立的核心事实。一审判决依据《认定意见》认为涉案产品不符合国家监管规定，从而认定涉案产品夸大功效，欺骗消费者。而该《认定意见》系市场监管部门召开专家组会议，专家组对产品包装信息进行审查，并对标称信息通过国家市场总局查询系统查询得来。该《认定意见》形成过程表明，涉案产品的成分并没有依据鉴定程序进行实验室检验，其程序不合法、结果不可靠，当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三是犯罪数额计算不准确。

一审判决将全部销售收入认定为诈骗数额，但其中包含大量普通餐桌食品、依法认证保健品的合法销售收入，并未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同时，本案的交易渠道包括线上与线下，不符合远程、非接触的电信网络犯罪特征，故不能适用抽样取证、综合认定的证据规则来认定案件事实和诈骗金额。

四是对交易型诈骗案“非法占有目的”存在错误解读。

根据《刑事审判参考》案例，在交易型诈骗案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般要考虑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在促进交易的关键事实上有没有实施欺骗；第二，行为人交付的财物与收取的对价是否差距过大；第三，是否致使被害人陷入失去民事救济可能的高度风险。对照这些要点，难以判定尹某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当这些问题、疑点在二审庭审一一呈现后，2024年10月23日，省高院合议庭认为本案并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认定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案件走势由此出现了一丝转机。

重审辩护：有效辩护实现量刑大幅减轻

案件发回重审后，奚玮律师没有丝毫懈怠，而是进一步完善辩护意见，回应重审法官关注的争议问题。

一是继续重申本案的关键事实未查清。即虚假宣传的证据不足；涉案产品标注“压片糖果”“固体饮料”的部分系餐桌食品类别，贴靠保健品、药品的证据不足；涉案产品对老年疾病没有预防、干预作用的证据不足；将全部销售收入判定为诈骗数额的证据不足。同时继续重申本案不能适用抽样取证、综合认定的证明规则。上述证据异议，为当事人争取从宽量刑结果进行了铺垫。

二是继续提出“非法占有目的”难以判定的观点。强调没有证据证明尹某某在关键事实上实施了欺骗；生产成本与所获利润虽有悬殊，但与市场同类产品相比，价格并不异常，不能评价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交易相对方并未丧失民事救济权利。

三是基于全面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就涉案财物处置和从宽情节提出相应的辩护意见。涉案财物处置方面，辩护人主张，尹某某前妻的个人资产，不属于追缴范围，若公诉机关认为是违法所得，应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尹某某在北京购置的房产涉及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的混合，只能追缴与违法所得对应的份额及相应收益。在从宽情节的辩护上，原一审判决因尹某某翻供而未认定为自首，重审期间，尹某某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辩护人据此提出其成立自首。根据《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现原一审判决已被裁定撤销，即应视为不存在，尹某某在重审一审判决作出前又如实供述，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情形，应认定为自首。

辩护成果：刑期大幅降低，涉案金额核减显著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31日作出重审一审判决，采纳了辩护人关于扣除普通餐桌食品金额和尹某某成立自首的意见，被告人尹某某的刑期从无期徒刑降至有期徒刑十年，财产刑由之前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降至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发回重审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表示服判、不上诉。

本案辩护策略的几点思考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上，本案辩护策略体现在：

一是立足依法打击，寻求辩护的突破口。

中央部署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活动，于刑事辩护而言，当然要考虑这个特殊的政策背景，但更重要的是向司法机关陈述依法、准确打击的诉求，不能因有政策背景就降低证明标准，不考虑从宽情节。本案正是立足于定性、程序、证据，向省高院提出本案原一审判决存在的诸多问题，才引起了重视。省高院发回重审，必然会在后续审理中对案件的问题予以解决，这是案件走势出现改变的根本所在。

二是辩护策略随诉讼进程不断调整。

案件进入省高院二审后，辩护的重点是排查案件的程序问题、证据问题，使省高院注意到原判决并没有达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要求，进而难以作出维持原判决定。而案件发回重审后，辩护目标转变为“定局”，即争取最有利的判决。辩护人继续坚持原有核心辩点（事实不清、非法占有目的存疑）以维持辩护压力，同时又策略性地引入量刑辩护，特别是抓住程序回转的契机，重新提出“自首”情节的认定，使有利于尹某某的事实、情节得到法庭的重视。

三是在坚持与协商间寻求最优解。

对于案件定性（非法占有目的能否成立）、核心证据（欺骗行为的证据是否充分）、数额认定（正常的餐桌食品销售应予以扣除）等根本性问题，律师始终坚持专业立场，讲事理、辨法理，亮明观点。同时根据尹某某认罪和如实供述的动态变化，转向量刑协商，为其争取最大限度量刑减让。这种策略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合作”与“协商”的精神内核有相通之处，即在不牺牲核心权益的前提下，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实体结果。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背景下查办的“专案”。这类“专案”往往带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司法机关打击力度大、办案节奏快，辩护工作容易陷入被动。因此，辩护不能盲目对抗，也不能消极妥协，核心是紧扣“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精准梳理案件中的疑点——比如本案中侦办程序的合法性疑问、涉案产品功效的认定缺陷、犯罪数额的计算偏差等，通过条理清晰、依据充分的论证，让承办法官重视案件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有效辩护打开空间。同时，本案也是典型的“二审发回、重审改判”案件，这类案件的辩护核心在于“分阶段精准发力”，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策略贯穿始终。

在二审阶段，辩护重点是“挑错”，即找出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上的硬伤，推动案件发回重审，这是改变案件走向的关键一步；进入重审阶段后，辩护重点则转向“定分止争、争取最优结果”，此时既要坚持核心辩点不放松，持续向法庭输出案件存在的合理怀疑，也要灵活调整策略，如本案中抓住当事人如实供述的情节争取自首认定、提出核减合法的餐桌食品销售金额，通过“法理辨析+量刑协商”的组合方式，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限度的量刑减轻，最终实现有效辩护的目标。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文章内容，请于公众号后台联系授权，并于转载时注明出处。如有意向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

律师介绍

/奚玮律师/

策略律师事务所

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现任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诉讼法研究所所长、安徽汽车产业法律事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会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理事、长三角地区典型案例评审专家库专家、安徽省法学法律专家库专家、安徽省省级法治人才库专家、安徽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会长、安徽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法学会港澳台法律研究会副会长、第九届和第十届安徽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已公开发表法学论文70余篇，出版法学著作6部，主持省部级法学研究项目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目前担任多家政府、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成功办理多起无罪辩护案件，包括但不限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串通投标罪、诈骗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敲诈勒索罪、操纵证券市场罪等。2020年7月荣获盈科首届“百名大律师”称号，2022年2月荣获盈科全国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2021年度“十佳刑辩律师”称号。无罪辩护的肖某某敲诈勒索不起诉案荣获中律杯“2021年度十大无罪辩护案例”，无罪辩护的李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起诉案荣获“2021年度（第七届）全国十大无罪辩护经典案例”，无罪辩护的曹某开设赌场不起诉案荣获中律杯“2022年度十大有效辩护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