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名掉队战士被百余名越军包围，班长做出大胆决定创奇迹

最不该拿起枪的人，手里却握着救命的家伙。

二十多天前，韦程儒还是连队副业组长，满脑子想的是怎么让菜地里的白菜长得更壮实。

现在，他趴在越南一个无名村落的土堆后面，一杆冰冷的半自动步枪贴着他的脸，枪口对着他这辈子都没想到会面对的东西——活生生的人。

事情是从那场要命的大雾开始的。

1979年2月21日，高平省的早晨，雾大得像把全世界都泡进了牛奶里，伸出手都看不清手指头。

解放军361团的大部队正在急行军，搞穿插，时间卡得死死的。

19岁的迫击炮手胡清祥就是口渴，跑去溪边灌了壶水，前后也就几分钟的功夫。

等他提着水壶气喘吁吁跑回公路上，人全没了。

大部队走了。

枪声响过，为了不被拖住，主力根本不可能停下来等几个人。

公路上，除了死一样的安静，就剩下六个大眼瞪小眼的兵，加上他，一共七个。

他们互相不认识，来自四个不同的连，此刻脸上的表情都一样，那是混着懵圈、害怕和不知所措的复杂神情。

他们被部队“扔”下了，扔在了敌人心脏地带，离国境线足足八十公里。

这时候，没人知道，这七个被遗忘的散兵游勇，即将上演一出战争史上都罕见的求生大戏。

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队伍，说是个战斗小组都抬举了。

清点家当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凉了半截。

七个人，能喘气的四个，还有三个是走一步都得人扶的重伤员。

能打响的家伙呢？

更寒酸。

班长陈书利手里有一支79式冲锋枪，这算是唯一的“重火力”。

另外就是两支56式半自动步枪。

三杆枪，就是他们全部的本钱。

更要命的是人的构成。

陈书利，全队军衔最高的，一个班长，也是唯一正经的步兵，打过仗，见过血。

剩下能动的三个，一个就是前面说的“菜农”韦程儒，锄头比枪杆子熟。

另一个是陈武贤，副机枪手，可他的机枪跟着大部队走了，现在只能端着半自动步枪客串步枪手。

最后一个是胡清祥，迫击炮手，炮没了，他就是个力气大的小伙子。

一支由班长、菜农、没炮的炮手和没机枪的机枪手组成的队伍，带着三个拖油瓶一样的重伤员，要面对的是越军一个加强营撒开的大网。

这局面，怎么看都是个死局。

放弃抵抗，找个地方躲起来听天由命，好像是最理性的选择。

但他们偏偏选了最疯的那条路。

人的精神头，在绝路上最容易垮。

陈书利很明白这个道理。

他没扯着嗓子喊口号，那没用。

他把还能动的四个人叫到一起，从身上摸出七颗木柄手榴弹，一人一个，连伤员的份也发了。

他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砸在人心里：“这是‘光荣弹’。

都拿好了，万一冲不出去，谁也别含糊。

拉了弦，跟他们一块儿上路，咱们不当俘虏。”

这玩意儿一发到手里，性质就变了。

那冰凉的铁疙瘩成了一个契约，等于告诉所有人，投降这条路已经堵死了。

要么一块儿活，要么一块儿死，没有第三个选项。

七颗乱糟糟的心，瞬间被这股狠劲儿拧成了一股绳。

求生的念头一旦被点燃，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胡清祥这个炮兵的本事在这时候显露出来了。

炮兵对方向和距离有种天生的直觉。

他抬头使劲瞅了瞅被浓雾搅成一团的太阳影子，伸手指了个大概方向：“北边在那儿，咱们家在那儿。”

有了方向，就有了奔头。

他们互相搀扶着，边打边退，钻进了一座被炮火犁过一遍的越南村子。

村里的房子都是竹木结构，看着能挡风，实际上炮弹一来，跟纸糊的没两样。

所有人都清楚，这里根本守不住，就是个临时歇脚的地方。

就在大家觉得走投无路时，有人在村里发现了码放整齐的化肥袋子。

这些结实的尼龙编织袋，成了救命稻草。

几个还能动的士兵跟疯了一样，也顾不上累了，用手、用刺刀、用一切能用的工具，把泥土、碎石块往袋子里灌。

他们在村边找了个只有三平米左右的低洼土坑，这里原本可能是个小菜窖或者猪圈，他们把装满土的袋子一圈圈码起来，硬生生垒起了一道齐胸高的简易工事。

这个窄得转个身都费劲的土坑，成了他们的堡垒。

当然，也可能是他们七个人的合葬墓。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战斗打响了。

奇怪的是，想象中的炮火准备没有来，反倒是越军用蹩脚的中国话开始喊话劝降。

包围他们的越军指挥官显然是犯了个大错，他太想抓活的了。

活捉七个解放军，这份功劳可比打死七个大多了。

这份源自于轻敌和贪功的念头，给了土坑里的七个人一线生机。

他放弃了用炮火直接覆盖的最高效打法，决定用人命来填。

越军从三个方向发起了进攻，哇哇叫着往前冲。

陈书利冷静得像块石头，他死死盯着越来越近的敌人，按住身边已经举枪瞄准的战友，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都别动！

沉住气！

放近了再打，五十米！”

五十米，这是步枪瞄准射击最有把握的距离，也是人往前冲锋时，心理上最难受的一道坎。

再往前，就是面对面的屠杀了。

“打！”

陈书利一声令下，三支枪同时开了火。

他自己用冲锋枪打出一个个短点射，封锁住正面的敌人。

陈武贤的半自动步枪一枪一个，精准地敲掉右翼冒头的目标。

而那个“菜农”韦程儒，出人意料地稳，他负责的后方是视觉死角，最容易被偷袭，但他硬是靠着一杆枪，没让一个敌人摸上来。

冲上来的越军就像撞在一堵看不见的墙上，扔下几具尸体，潮水般退了下去。

战斗打得异常艰险。

一颗子弹贴着胡清祥的太阳穴飞过去，带起的风和灼热感让他一懵，随即一股热流就糊住了他的眼睛。

剧痛和死亡的恐惧让他差点崩溃，他本能地用腿夹紧了那颗“光荣弹”，一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另一只手已经摸到了手榴弹的后盖上。

“胡清祥，别犯傻！”

陈书利一把将他按住，大吼道，“我们还有子弹！

死谁不会？

活着把敌人干掉才是本事！

多干掉一个，咱们就赚一个！”

这一嗓子，把胡清祥从死亡的边缘给吼了回来。

活下去的念头，再一次压倒了自我毁灭的冲动。

从天亮到天黑，这三支枪组成的火力点，硬是扛住了越军多达九次的集团冲锋，打死了42个敌人。

他们用一个凑不齐的班的兵力，打出了一个加强排的战果。

黄昏降临，他们的处境也到了极限。

子弹快打光了，伤员因为得不到救治，情况越来越糟。

所有人都觉得，这次是真的到头了。

就在这个当口，陈书利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装死。

这招玩得是心跳。

阵地上的枪声戛然而止，一切都安静下来。

围了一天的越军等了半天没动静，终于放松了警惕。

他们以为土坑里的人都死光了或者重伤了，吆喝着，端着枪，小心翼翼地摸了过来，准备打扫战场，清点战果。

就在敌人晃晃悠悠走进十几米的距离，完全进入手榴弹投掷范围的那一刻，陈书利发出了最后的攻击指令。

几颗幸存的手榴弹和最后几发子弹，在黑暗中猛然炸响，冲在最前面的几个越军当场就被炸翻在地。

敌人的队形瞬间大乱，这个混乱，就是他们逃生的唯一窗口。

趁着爆炸的烟雾和敌人的混乱，陈书利带着剩下的人立刻突围。

他指挥大家佯攻正面，实际上主力从工事后墙翻了出去，钻进了夜色里。

陈书利在最前面探路，陈武贤和韦程儒一左一右搀着还能走的伤员，胡清祥负责断后。

这支小队，就这样消失在了黑暗的丛林中。

回家的路，同样充满艰险。

在过一条小河时，胡清祥背着重伤员马占社，为了不让战友呛水，动作慢了些，结果跟大伙儿又一次走散了。

接下来的几天，七个人上演了各自的千里走单骑。

胡清祥背着马占社在山里转了三天三夜，饿了啃野果，渴了喝山泉。

路上还撞见了四个越军巡逻兵，他用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解决了危机，硬是背着战友坚持走。

直到25号，他们才遇上了后续的穿插部队，成功获救。

韦程儒和陈武贤搀扶着伤员熊武俊，因为行动相对快一些，在23号下午就追上了大部队。

陈书利作为指挥员，承担了最危险的殿后任务，他带着黄志荣，跟十几名越南特工在山里兜圈子。

24号上午，黄志荣先找到了部队。

而陈书利一个人躲在山洞里，直到听见我军追击的炮火声越来越近，才在当天下午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回到了队伍里。

当最后一名战士陈书利归队时，一个近乎神话的战绩也随之确认。

七个掉队的士兵，在敌后纵深，不仅全员生还，还打出了毙敌42人的战绩。

这七名士兵，后来被授予“威震峡谷七勇士”的集体荣誉。

陈书利和陈武贤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其余五人也全部荣立战功。

战争结束后，陈书利脱下军装，回到了地方。

那场峡谷里的战斗，成了他生命中一段刻骨的记忆，而那七个人，也再没有机会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