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魔影密布-侵华时期日本在沪情报网的三重架构与八大系统

在烽火连天的全面战争岁月里，日本对华情报机关的扩张达到了历史顶峰。这片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谍报阴影，绝非单一势力的独角戏，而是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派系林立的复杂网络。由于战时情报工作的高度机密性，以及战后档案的损毁、篡改与刻意隐瞒，即便是后世的学术研究，也难以完全揭开其神秘面纱。通过对零散史料的钩沉与梳理，我们得以窥见这张巨网的大致轮廓。它主要由军方直接操控的军事间谍、政府部门下辖的官方情报机关，以及民间右翼团体组成的秘密谍报组织三大板块构成，而仅在上海一地，就衍生出多达八大系统的情报网络，其渗透之深、布局之密，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汪精卫给日本特务首脑影佐祯昭函件

日军情报体系的第一重支柱，是由军方直接指挥的军事间谍。这一力量的核心指挥权，牢牢掌握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手中，两大统帅机构如同双头巨蟒，共同编织着针对亚洲乃至全球的谍报网络。陆军参谋本部成立于1889年，作为日本陆军的大脑，其下属的第二部便是专职间谍情报的核心部门，肩负着对欧美及亚洲各国的间谍谋略工作。在第二部的内部架构中，俄法意德课、英美课、中国课与谋略课各司其职，而其中中国课的分量，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不断膨胀日益加重。

本庄繁

先后执掌中国课的历任课长，皆是日本侵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本庄繁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将东北三省推入战火深渊；板垣征四郎是炮制伪满洲国的主谋之一，也是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推手；酒井隆在华北地区制造事端，煽动分离运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影佐祯昭则直接参与策划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成为伪国民政府背后的实际操控者。这些战争贩子以中国课为平台，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派遣间谍，收集军事情报，制定侵略策略，成为日本陆军侵华的“急先锋”。

土肥原贤二

与陆军侧重人力情报不同，海军军令部第二部的核心任务聚焦于技术情报领域——截收电波与破译密电码。其最初的工作重点是破解美国与英国的密码，以掌握西方海军的动态。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步伐的加快，中国密电码成为其新的目标，日本海军由此开启了专业针对中国信号情报的工作。通过对中国电信网络的长期监听与分析，日方情报人员敏锐地发现，中国军队与政府使用的密码，大多是以商业电报码为基础改制而成，这一关键发现为其破译工作打开了突破口。

1931年，海军军令部第二部专门设立“别室”，集中力量开展对中国密码的破译研究；1933年，又在上海建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X机关”，其正式名称为上海日本海军特务部，由一名海军少佐直接指挥。这个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秘密机关，如同一只潜伏在暗处的耳朵，日夜监听着中国的军事、政治与外交电波，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支持。

日本对外派遣的军事间谍，均由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严格筛选与训练。他们不仅需要掌握流利的汉语及各地方言，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还要具备高超的伪装技巧与心理素质，能够以商人、教师、记者、僧侣等各种身份潜伏在中国各地。军方对间谍的任务有着明确而细致的规定：从军事要塞的布防、军队的调动部署，到交通要道的分布、矿产资源的储备，甚至是地方官员的个人信息与政治倾向，都是他们需要搜集的内容。这种近乎严苛的要求，造就了一批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他们如同渗透进中国肌体的毒刺，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提供了大量珍贵情报。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前，潜伏在东北的日本军事间谍就已详细掌握了东北军的布防情况与武器装备水平，正是这些情报，让日本关东军敢于以区区数万人的兵力，发动对东北的突然袭击。

日军情报体系的第二重支柱，是隶属于政府部门的驻外使领馆与国家机关控制的间谍情报机关。这一体系以“外交”为掩护，将情报搜集工作融入日常的政务活动之中，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与合法性。日本外务省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其情报工作以外交情报为主，主要搜集各国的政治动向、外交政策与国际局势。首相官房内设立的调查部，如同一个中央情报分析中心，负责汇总来自各部门的情报资料，进行深度分析与研究，为内阁的决策提供依据。而内阁各局的各个课、室，则按照各自分管的国家与地区，分别开展情报搜集工作，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官方情报网络。

日本驻外的各个大使馆与领事馆，是这一情报体系的前沿阵地。几乎所有的驻外使领馆人员，都身兼“外交官”与“情报员”的双重身份。以日本驻华使馆与上海总领事馆为例，其表面上负责处理中日两国的外交事务，实际上却在暗中调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情报。1932年，日本驻华使馆专门建立了情报部门，将对中国政治情报的搜集工作规范化、专业化，该部门的年度经费高达1000万日元以上，其规模与重要性可见一斑。更值得警惕的是，由军方派出的军事间谍，常常披着外交人员的外衣，以“使馆随员”“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身份进入中国，他们的行动由外务省负责配合与掩护，从而得以堂而皇之地在中国境内开展谍报活动。这种“军地合作”的情报模式，使得日本的情报搜集工作更加高效，也更加难以防范。

日军情报体系的第三重支柱，是由民间右翼团体组成的民间间谍组织。这些组织看似与政府和军方无关，实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民间爪牙”，由极端民族主义的财阀与政客提供资金支持与幕后指挥，由日本浪人具体执行谍报任务。这些浪人大多是失去土地与职业的武士后裔，他们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具有强烈的扩张欲望与冒险精神，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重要工具。

日本民间右翼秘密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早期的代表组织是玄洋社，该组织成立于1881年，是日本最早的右翼团体之一。1884年，日本在野政客与玄洋社联手，在上海创办了专门的对华情报人员训练机构。这座隐藏在租界内的秘密学校，以教授汉语、中国文化为名，实则对学员进行严格的谍报训练，包括情报搜集、密码传递、伪装潜伏等技能。从这里走出的学员，日后大多成为日本对华间谍的骨干力量，活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不断膨胀，各类右翼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后期的代表有黑龙会、血盟会、樱花会等。其中，黑龙会的影响力最为深远，其目标是吞并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进而称霸亚洲，该组织不仅参与情报搜集，还直接参与了策划暗杀、煽动叛乱等活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帮凶。

为了扩大情报网络的覆盖范围，日本各个间谍机关还大量吸收他国人士为自己服务。除了我们熟知的汉奸之外，还有来自殖民地的朝鲜人、台湾人，以及无国籍的白俄等。这些人或因利益诱惑，或因被迫无奈，成为日本情报机关的棋子。例如，白俄分子由于与苏联政府的矛盾，常常被日本情报机关利用，他们凭借着在华的特殊身份与社会关系，搜集苏联及中国北方地区的情报；而朝鲜人与台湾人，则因与中国民众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更容易潜伏在中国社会内部，开展情报搜集工作。这种“以华制华”“以夷制夷”的策略，使得日本的情报网络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识别。

在日本的对华情报网络中，上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地位，成为情报活动的中心。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也是各国势力的交汇之地，更是日本情报机关的“大本营”。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上海的间谍组织约包括八大系统，它们分属不同部门，却又相互勾结，共同构成了一张笼罩上海的谍报巨网。

日本军方系统是上海情报网络的核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梅机关”。该机关由影佐祯昭少将指挥，以扶植汪精卫伪政权为主要任务，是汪伪政府背后真正的“影子政府”。除了梅机关之外，军方系统还包括“上海机关”，其主要任务是收集上海近郊的军事情报，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情报谋略课”以三品少佐参谋等现役军人为核心，通过设立情报站、流动情报组，或以商行、店铺为掩护，开展情报搜集与谋略活动；

“新兴机关”是专门的经济情报组织，主要搜集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情报，控制物资流通，为日军的经济掠夺服务；“野机关”则是专事收集中共情报的机构之一，其成员深入上海的各个角落，试图渗透中共的地下组织；“尚公馆”由日本谍报巨头坂西利八郎的弟子小日向白朗（中文名尚旭东）负责，主要任务是为特高课收集社会情报，同时利用其青帮长老的身份，拉拢上海的帮派势力，为日本的侵略服务。

海军系统在上海也拥有自己独立的情报网络，包括“海军武官府情报部”“上海俄侨自治协会”“万和商社”与“儿玉机关”等。其中，“上海俄侨自治协会”以白俄侨民为主要力量，利用他们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搜集苏联及各国在华的情报；“万和商社”则是海军的经济情报机构，以商业活动为掩护，搜集上海的经济情报，为海军的后勤保障与经济掠夺服务。

属于内阁政府的情报机构，同样在上海布下了重重眼线。“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上海东亚调查会”“日守研究所”等机构，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专门从事对中共的情报调查，试图摸清中共的组织架构、活动规律与政治主张；“中支Na经济咨询委员会”则专注于收集中国的经济情报，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经济政策提供依据。此外，日本的外交系统也在上海设有情报机构，与军方、政府系统的情报机关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情报搜集网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大量的间谍特务与浪人如同潮水般潜入中国各地。他们不仅搜集情报，还主动制造事端，为日军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就将自己的得意门生川岛芳子派到上海，策划了所谓的“紫色行动”。川岛芳子利用其特殊的身份与社会关系，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混乱事件，诬陷中国军队袭击日本侨民，最终直接导致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这场战争不仅给上海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成为日本全面侵华的重要预演。

抗战爆发前，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日本大使馆情报部成立于1932年10月，是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官方情报机构，专门负责搜集一般政治情报。该部在上海及周边地区设有多个支部，支部之间通过秘密电台保持联络，支部负责人大多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资深情报人员。值得注意的是，该部直接接受东京外务省的领导，其搜集的情报也直送东京，不受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干涉，这使得它成为一个独立于外交系统的情报实体，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以“岩井机关”为代表。

岩井机关首脑岩井英一

军事特务机关则设在日本大使馆内部，由大使馆武官直接指挥，规模庞大，拥有日本、中国、俄国和朝鲜的间谍50余人。其主要任务是调查中国长江流域的各种军事设施、驻军情况，以及英美法等国在长江流域的军事活动。这些间谍以各种身份潜伏在长江流域的各个城市，他们的情报不仅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支持，也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新闻报馆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重要辅助力量。上海的“日日新闻”报馆，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报社，实际上却接受日军军部的津贴，是日本军事特务机关的“喉舌”与“耳目”。该报不仅通过新闻报道宣传日本的侵略政策，还利用记者的身份搜集情报，为日军提供服务。此外，“日日社”“大晚报”“中联社”等报社，也都与日军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通讯总社”“日本电通社”等通讯社，则与日本大使馆情报部关系密切，成为情报传递的重要渠道。

商业团体同样是日本情报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上海的各大银行、交通运输机关，以及“日本在华纱厂联合会”“居民联合会”等组织，都与情报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商业团体以正常的商业活动为掩护，搜集上海的经济情报，控制物资流通，同时还为日本间谍提供资金支持、掩护身份与传递情报。例如，日本在华纱厂联合会不仅搜集中国纺织业的情报，还利用其工厂分布广泛的优势，在各个工厂设立秘密情报站，搜集当地的社会与军事情报。

为了统一协调各情报机关的工作，提高情报搜集的效率，日军参谋部驻沪办事处、大使馆情报部、宪兵司令部情报部等机关联合建立了“谍报联合侦察所”。该所以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吉冈范武为主任，以“朝日新闻”的记者森山乔为副主任，其成员大多是中日两国的新闻记者。这些记者以采访为掩护，深入上海的各个阶层，搜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情报，然后通过“谍报联合侦察所”进行汇总与分析，再分发给各个情报机关，形成了一个高效的情报共享机制。

1937年上海沦陷后，日本为了加强对这座城市的统治，进一步扩充了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这些机关分属不同的系统，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共同构成了日本在上海的殖民统治机器。

竹机关机关长柴山兼四郎

大本营参谋部系统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情报工作的总指挥部，其在上海及周边地区设立了“梅”“兰”“竹”“菊”“松”五大机关，每个机关都有着明确的活动区域与任务目标。兰机关以和知鹰二少将为首，主要活动于华南一带，其核心任务是策反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试图分裂中国的抗日力量；竹机关以柴山兼四郎中将为首，在华北一带活动，专门从事收买吴佩孚等北洋军阀的工作，企图利用这些旧军阀的影响力，建立亲日政权；菊机关是日军设在福建的间谍组织，主要对曾任国民党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伟进行策反活动。

1939年11月15日，菊机关策反成功，黄大伟率部叛变投敌，组建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充当日军的走狗，成为铁杆汉奸。1940年7月，汪伪军委会命令撤销伪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番号，改组为伪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任命黄大伟为总司令。1944年5月31日，黄大伟在上海被刺毙命，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松机关除了搜集华北地区的情报外，还担负着策反阎锡山的任务，试图在山西建立亲日政权。在这五大机关中，除了梅机关影佐祯昭成功策划并建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成为汪伪政府背后真正的影子政府，以及菊机关成功策反黄大伟之外，其他三个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均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最终陆续被撤销。

黄大伟

大本营陆军部系统在上海的情报机关，以“上海机关”为代表。该机关又名静安机关，设于大西路地丰路路口，是上海陆军部的前身。1942年上海陆军部成立后，该机关被撤销。上海陆军部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华中华南地区的日常情报工作，同时控制陆军所属民间组织的活动。其下辖的“野战军政治指挥部”，专门从事政治、经济、情报与策反等工作，是陆军部在华中华南地区的重要情报与谋略机构。陆军部在上海还设有多个情报机关，如田机关，该机关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地均设有秘密机构，不仅负责搜集情报，还对其他特务机关具有监督权；森机关的机关长为森政一，他是一名职业特务，原本在南洋一带活动，与南洋华侨关系密切，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南洋地区的情报，以及中国与南洋各国的联系情报。

此外，与陆军部有关并接受津贴的特务团体还有“日苏通讯社上海支社”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其中，“日苏通讯社上海支社”专门负责对苏联的情报工作，试图摸清苏联的对华政策与军事动向；“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则专门收罗技术人才，收集中国科学方面的情报，为日本的军事科技发展提供支持。如今位于上海岳阳路320号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旧址，依然见证着当年日本情报机关的罪恶活动。

上海岳阳路320号

日军中国派遣军系统在华东地区的主要特务工作指挥部，是第十三军司令部参谋部。该部隶属于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江苏、浙江和安徽为主要活动地域。其职责除了参谋作战外，还要控制所属各师团的特务工作。部内设有“情报谋略课”和“政治经济课”两个核心部门：情报谋略课以现役军人为核心，通过设立情报站、流动情报组，或者以商行形式为掩护，开展情报搜集与谋略活动；政治经济课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经济情报，控制上海地区的物资往来，实施经济封锁，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

此外，第十三军司令部参谋部还设有多个直属机关，如设于泰县的“苏北机关”，主要负责搜集苏北地区的情报；

设于宁波的“东机关”，该机关后来被日本外交情报系统接手，于1940年12月转移至日本驻西班牙大使馆，由驻西班牙大使须磨弥吉郎同时担任“东机关”负责人，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欧美地区国家的情报收集，下辖大量外籍谍报人员，是战时日本对美情报收集最为成功的特务机关之一，美军南太平洋的反攻作战计划、曼哈顿计划等贵重情报，都曾被其掌握；设于金华的“燕机关”，主要负责搜集浙江地区的情报；设于上海成都饭店三楼的“野机关”，是专门对付中共的情报机构；以及负责对苏情报的“新田机关”等。另外，还有一些以经济机构为掩护的情报机关，如“大成公司”“一号机关”至“五号机关”等，它们以商业活动为幌子，搜集经济情报，为日军的经济掠夺服务。

陆军省直属的“昭和通商株式会社”，也是日本在上海的重要情报机关之一。该会社的负责人为堀三也，最早由三井、大仓、高田三大商会出资建立，后期三菱也加入其中。其组织成员大多为预备役军人，表面上以维持陆军兵器工业发展为目的，从事对外兵器输出以及收集海外兵器相关信息的工作，实际上却被视为日本陆军独立外交的代表，是陆军省在海外的重要情报与谋略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屠杀主犯田中军吉，曾是“昭和通商”河内支部的负责人。南京大屠杀期间，田中军吉在谷寿夫第六师团任中队长，他手持一把“助广”军刀，连续劈杀中国南京居民300余人，并与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了惨不忍睹的杀人比赛，其罪行罄竹难书。战后，田中军吉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浙江沿海地区的经济情报，为日军的军事行动与经济掠夺提供支持。

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是日本在上海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也是一支重要的特务力量。日本宪兵是日军执行命令、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日本陆军的警察机构，同时也是一批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早期，该部设于北四川路新亚饭店，后移至北四川路的另一公寓内。日本宪兵队内部设有总务、经济、司法和特高等四课，其中执行特务任务的是特高课，其下又设有宪佐队、密探队和翻译队等。密探多为招募的中国人，他们熟悉上海的社会情况，成为日本宪兵队的“耳目”；宪佐和翻译则以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为主，他们凭借着与中国民众的语言相通，为日本宪兵队的活动提供支持。宪兵队的主要合作对象是汪伪的特工总部等汉奸组织，他们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上海人民的抗日活动，制造了无数的惨案。当年日本宪兵队签发的居民证，如今已成为其殖民统治的罪证。

日军情报军官在外滩留影，后面的百老汇大厦一度是日本宪兵队和儿玉机关

黄道会是日本在上海利用汉奸与浪人组建的恐怖组织，成立于民国26年（1937年）8月20日，由日军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楠本实隆少将和浪人头目井上策划，设于北四川路天潼路口的新亚饭店。青帮通字辈头目常玉清、政客周柳五分任正副会长，日本浪人许斐（中文名）为指导顾问。该组织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制造了一系列投毒、纵火、爆炸、绑架、暗杀等恐怖事件，并以投送人手、人臂、人头等残酷手段恐吓抗日爱国人士。著名报人蔡钓徒、教育家刘湛恩等人，均惨遭黄道会杀害。黄道会的恐怖活动，给上海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激起了上海人民更强烈的抗日斗志。

尚公馆的负责人小日向白朗，中文名尚旭东，1900年正月生于新泻县三条町，是日本谍报巨头坂西利八郎的弟子。他的汉名是尚辅，字旭东，一般被称作尚旭东，因其在东北与上海的谍报活动中表现活跃，被称为白山黑水间传奇性的“小白龙”，绰号“小东洋”“小白脸”。小日向白朗还是上海青帮的长老之一，他利用自己的青帮身份，拉拢上海的帮派势力，为日本的侵略服务。尚公馆的主要任务是为特高课收集社会情报，同时开展谋略活动，试图分化瓦解上海的抗日力量。小日向白朗凭借着其高超的谍报技巧与复杂的社会关系，成为日本在上海谍报网络中的重要人物，其活动轨迹充满了神秘与罪恶。

日本在华情报网络的扩张，是其对外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情报机关如同一张张无形的大网，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上空，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然而，面对日本的谍报渗透，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无论是国民党的情报机关，还是中共的地下组织，以及广大的爱国群众，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反间谍斗争。他们以智慧和勇气为武器，与日本间谍展开了殊死搏斗，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段充满血与火的谍战历史，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时刻提醒着我们：在和平年代，也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捍卫国家的安全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