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将军听到妻子不愿当厂长，怒斥：不去，就开除你党籍

1950年10月12日，北京已经有了萧瑟秋意，西郊玉泉山脚的营房里却一片忙碌。川西军区司令员刘忠刚从成都市赶来，手中的军委电报把他“调”向了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到陆军大学（不久即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担任院务部部长兼政委。他心里惦念的是朝鲜战场，然而服从命令大于一切，刘忠只能把那股冲锋的劲头暂时收起。

到京第三天，院务部第一次干部会议召开。各科长、干事、技术员差不多年纪轻、学历高。一身土气的刘忠站在屋角，听着他们操着标准普通话汇报，偶尔皱眉。会议刚散，他把妻子伍兰英叫到窗前，直接切入主题——学院刚成立的洗衣厂缺一位负责人，组织准备让她担任厂长。

伍兰英当过四纵队家属学校指导员，流过血、挨过枪子儿，自认还能继续奔波一线，她没料到丈夫会作出这样的安排。对她来说，洗衣厂好像与“前线”毫无关系，一股委屈迅速升腾。第二天一早，她冲进刘忠办公室，语速很快：“院务部那么多单位，你为什么单单把我往洗衣房塞？”刘忠沉着脸没出声，直到对方停下，他一句重话砸了下来——“不去，就开除你党籍！”短短十几个字，把屋里空气掐得生疼。伍兰英愣住，眼泪含在眼眶，终究咬牙点头。

这场夫妻“过招”看似激烈，其实背后藏着刘忠多年的坚守。1938年春，他在延安抗大第四大队任队长，每晚熄灯后仍要翻阅战术教材，苦练“口袋阵”“三三制”。同年7月，在张琴秋撮合下，他与女生大队队员伍兰英完婚。婚房是一顶军用棉帐篷，洞房花烛换成了油灯和地图。婚后，夫妻俩几乎没有一起并肩作战的机会，经常风餐露宿在不同战场，“长时间不见”成了常态。

1946年夏，晋冀鲁豫第四纵队“三战三捷”后召开英模大会，纵队党委把“战斗英雄”票投给了刘忠。他两次写报告坚辞，理由是“领导干部抢功，会寒了战士的心”。然而陈赓仔细翻完意见簿，递给邓小平，邓政委批了一行字：批准刘忠为战斗英雄。会场上，刘忠挂着大红花，却一再把镜头让给连排指战员。台下另一朵红花属于伍兰英——她把后方家属组织成豆腐坊、米粉坊、被服厂，解决了千余名家属生计，还日夜赶制军被、绑腿直接送到太岳前线。那天，两人首次同台领奖，笑容里写满默契。

1950年初夏，成都解放不久，62军军长刘忠在军部会议间隙接到警卫员报告：夫人带着一儿一女、六辆载货卡车抵达城北。车厢里是500支步枪、700顶钢盔和70亿元旧币。途中，他们在龙泉驿谷口遭遇“青红帮”围堵，伍兰英指挥警卫排顶住压力，全数物资无损抵达。贺龙见到她，连连拍肩：“这趟活干得漂亮，算一等功！”此事过后，“伍厂长”这一称呼就像戏谑一样在战友口中流传，谁都没想到它后来真成了现实。

再说回到1950年秋天的洗衣厂。军事学院在海淀黄土坡搭建了简易厂房，几十台脚踏式洗衣机、滚筒脱水机正等着人手调试。伍兰英顶着厂长的名头，第一件事却是把自己写进排班表，跟工人一样操作、拆机、抬桶。三个月后，学院三千多名学员的床单被服都有了统一编号，周转率从原本三周缩短到七天。刘伯承到后勤区检查时，看着整齐成捆的被褥，问随行干部：“谁把这摊子搞这么利落？”得知答案是“刘忠夫人”，他只是嗯了一声，回头对刘忠点头：“家里行，说明你管得住。”

紧接着进入1951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告捷，从志愿军归国休整的第38军部分伤员被安置在学院后方医院。洗衣厂承担了所有换洗任务，十几名女工翻班上夜，仍然供不应求。伍兰英索性沿用打仗时的“分片包干”法，把北京附近几个兵工厂的闲置蒸汽机调来，捣鼓出一条简易烘干线。没几天，汗血浸透的作训服就能准时送回伤员手里。护士小声感慨：“这厂长要是在前线，早成烈士了吧。”一句玩笑，道出了她骨子里的冲锋习惯。

1961年，学院面临“三年困难”后的物资紧张。刘忠升任副院长后，第一件事还是后勤。伍兰英带队南下四川采购副食品。成都腊肉一斤一元一角，她觉得成本高，回乡自采，每斤只要六角四分。结算时发现节省了一万多斤等值款，她又补充买了两万斤柑橘、两千斤豆腐乳。返京车队在秦岭被冻了半夜，她坐在副驾上守着车灯，生怕肉霉掉。到达学院，库房管理员数着一排排竹篮直喊“真敢干”。那年春节，干部和学员家属桌上都多了一盘香味扑鼻的腊肉，许多人第一次知道这背后是谁在张罗。

时间推到1980年代，刘忠离休后常带老战友聚会。提到洗衣厂那场夫妻冲突，他总笑着摆手：“别学我那句狠话，为公不必无情，但一定得讲纪律。”伍兰英坐在一旁，端着茶杯，听到这里也只是轻轻点头。几十年风雨，他们始终用各自最熟稔的方式把“组织需要”放在首位；至于个人委屈，摁下一阵就扛过去了。

有人问伍兰英，当年如果真被开除党籍怎么办？她抿嘴一笑：“那就背着铺盖卷回延安，再申请入党呗。”轻声一句，像长城砖缝里的野草，朴实，却带着锋利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