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文喜 | 史前聚落现身 河南安阳县南务遗址的考古发掘

史前聚落现身

河南安阳县南务遗址的考古发掘

文 / 申文喜

图 /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5年11月刊

后冈一期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由梁思永先生主持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的发掘而引起学界的关注。起初它被认为属于仰韶文化早期，后来又被认为是仰韶文化的地方类型。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张忠培先生提出命名，才逐步认识到这是一支与仰韶文化大体同时而渊源关系不同，具有复杂内涵、器形多变的独立考古学文化。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学界对后冈一期文化的范围、内涵、源流等问题有了广泛共识，后冈一期文化重点分布在南界黄河、北至燕山、西邻太行、东濒渤海的海河平原广大区域，核心地带是太行山东麓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这一狭长地带，还影响到内蒙古岱海地区和山西晋中地区。历年来，在这个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东方文化交流融合的文化走廊上，发现多处属于后冈一期文化的重要遗址，如安阳后冈，濮阳西水坡，磁县下潘汪、界段营，永年石北口，武安赵窑等遗址。

安阳洹河流域后冈一期文化遗址分布示意（1. 大正集 2. 柴库 3. 后冈 4. 东官园 5. 小吴村 6. 大市庄 7. 南务）

为配合安阳县AD3-2-11-1地块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4年上半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安阳县原南务村西地进行发掘，发现一处面积较大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遗址，另有汉魏、隋唐、明清时期墓葬等遗存，其中以后冈一期文化遗存最为重要。此前，考古工作者在洹河流域高台上的后冈、大正集、柴库、东官园、小吴村、大市庄等地发现后冈一期文化遗存，除后冈遗址有5次科学发掘外，其余遗址多为调查时所发现，文化面貌并不十分清楚。南务遗址是继后冈遗址后，近年来安阳地区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后冈一期文化遗址。

遗址概况

南务村原属安阳县白璧镇辖区，随着城市化进程，原来的南务村已被拆迁而不存。新发现的后冈一期文化遗址位于南务村西地，海拔51米，遗址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60—70米，并向西部延伸，面积约15000平方米。在遗址北侧，勘探出一条东西向的古河道，砂层堆积层次分明。由于历年人类活动，遗址区内地层堆积简单，晚期墓葬等遗迹均开口于①层下，后冈一期文化遗迹大多开口于①层下，个别开口于②层下。

此次发掘共清理后冈一期文化灰坑100余座，灰坑大小差别较大，坑口平面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坑壁以斜壁居多，填土多为灰黑色，普遍夹杂有较多陶片、兽骨、红烧土块等。另外，还发现灰沟1条、半地穴房址9座、墓葬27座。有相当一部分遗迹有明确的叠压或打破关系。

以T1222、T1223内分布的遗迹单元为例，在T1223南壁剖面可清晰地分辨出①层→H18→H65。其中H18口大底小，填土可分4层，大致呈水平状堆积，各层土质疏松，呈灰白色，每层均含有大量草木灰、炭粒。而H65填土可分3层，亦呈水平状堆积，但土质较致密，呈黄灰色。由打破关系可以推断出，H65是相对年代较早的遗迹，而H18、F3等则是相对年代较晚的遗迹。这为推断南务遗址出土器物的演变规律、史前聚落的存废年代等提供了直接依据。

H18、H65 打破关系剖面

重要遗迹

南务遗址发掘区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灰沟，编号为H102。H102开口于①层下，南端折向西南，由于地块范围的限制，两端均未发掘到头，已发掘和探明部分长约40米，灰沟口部宽窄不一，两壁呈斜坡状，底部较平，口部宽1.5—3.5米，底部宽0.6—2米，深1.1—1.2米。灰沟内为黄灰色淤土，包含少量陶片、烧土块、兽骨等。H102两侧遗迹分布密集，包括9座半地穴房址、20余座墓葬和大量灰坑等。结合近年来灵宝北阳平遗址等仰韶文化中、晚期大型聚落遗址中普遍发现人工开挖壕沟构成防御体系的现象，推测H102可能是防御性的壕沟或排水的水沟，其确切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发掘区东南部，发现一座大型灰坑，编号为H3。据发掘和勘探可知H3东西宽约45米，南北长约40米，平面呈不规则圆形，面积超过1500平方米，底部由西向东呈缓坡状加深，最深处达2.5米，淤积土可分6层，出土较多的陶片、兽骨、烧土块。根据位置、面积、深度、淤积情况判断，H3应是当时先民利用自然地势修建的一座供居民聚落取水、排水的大型坑塘，其最后淤积填平的时间应与遗址废弃时间大致相当。

H3、H102与半地穴房址平面分布

在大型灰坑H3的西部和北部，以及灰沟H102内外两侧，共清理半地穴房址9座（编号F5，已销号），大小差别较大，平面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面积3—8平方米，个别可达13平方米，坑壁以斜壁居多，从开口面向下堆积有大量红烧土残块等，有的房址周围还发现有柱洞。

F3位于T1222—T1322内，开口于①层下，平面呈不规则形，东西长6.2米，南北宽2.2—3.2米，深0.78—1.2米，面积约13平方米，是此次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座房址。房址外围有16个柱洞，柱洞直径0.1—0.15米，深0.1—0.16米。从解剖情况看，柱洞为圆形竖穴状，大多较直，柱洞内填土较松，未夯打。房址内堆积有大量红烧土残块。F3底部不平，西部略高，东部较低，中部有较致密的踩踏痕迹，西部有草木灰痕迹，可能是灶坑遗存。

F3底部

F10红烧土块堆积

F10位于T1319—T1320中，叠压在H93、H94下，平面呈较规整的椭圆形，坑壁倾斜，底部较平，长2.75米，宽3米，深0.5米，面积约6.5平方米。房址外围有11个柱洞，柱洞直径0.1—0.15米，深0.1—0.15米。

此次发现的9座建筑遗迹基坑内均填满了各种形状的红烧土块，而建筑外围未发现烧土块堆积的迹象。初步推测，半地穴房屋建筑废弃后自然倒塌将半地穴填满，因后期自然和人类活动原因，逐渐掩盖在黄土之下。

依据形制、厚度，可将房址内出土的烧土块大致分为五类。

A类，较薄，两面抹光，中间为草拌泥。标本F3:4，残长22厘米，宽18厘米，厚4.5厘米。结构分三层，两边两层结构质地较致密，气孔小而细，均为细泥抹制而成，细泥层厚0.3—0.5厘米。中间层结构疏松，气孔大而多为草拌泥制成。

B类，较薄，一面抹光，一面草拌泥。标本F3:3，较薄。残长16厘米，宽10厘米，厚3厘米。平面抹光，细泥层厚约0.3厘米；另一面较平，有植物秸秆印痕。

C类，较厚，一面有木板印痕，一面为草拌泥。标本F7:4，残长20厘米，宽13厘米，厚8厘米。质地紧密，一面有木板印痕，下面为细泥抹制；另一面为草拌泥，凹凸不平。每块木板的宽度3—4厘米，细泥层厚0.3—0.5厘米。

D类，厚重，一面抹光，另一面为草拌泥。标本F3:7，残长25厘米，宽12厘米，厚9厘米。光面为细泥抹平，气孔少，有植物印痕，细泥层厚约0.3厘米；另一面凹凸不平，为草拌泥，气孔大。

E类，有弧面，三面均抹光。标本F3:2，质地较坚硬。残长20厘米，宽9厘米，厚7厘米。弧形，三面均较光，内为草拌泥，光面细泥抹平，细泥层厚0.3—0.5厘米。

南务遗址房址内发现的红烧土块与其他倒塌堆积混杂在一起，给辨识带来困难，但不少红烧土块上仍保留有丰富的建造信息：A、B、C三类烧土块较薄，并携带木板、木椽和芦苇印痕，推测应和屋顶结构有关；D类较厚的烧土块可能是墙体的倒塌堆积；E类带弧面的烧土块可能与包裹木柱、木椽有关。

由此可以推断出这批半地穴房址的建筑方式：下半部分为凹入地下的居住空间，不设中心立柱；地穴外缘的柱洞应是护围柱，可能筑有较厚矮墙；屋顶结构可能是在木椽之上架设木板，木板上铺芦苇秆，芦苇秆上再铺草拌泥并抹平；最后烘烤硬化，以增强其坚固度和耐水、保温性能。南务遗址半地穴房址的发现，为深入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海河平原先民们的居住模式、聚落形态，以及房屋的建造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墓葬与瓮棺葬

由于文化层被破坏，发掘的各时期墓葬大多开口于①层下，这给判断它们的年代带来了难度。综合墓葬开口层位、打破关系、埋葬方式，辅以 14 C测年结果，初步判断属于后冈一期文化的墓葬有27座。它们均为竖穴土坑墓，分单人葬和多人合葬两种，大多为一次葬，没有葬具，也没有随葬品。

M14开口于①层下，墓口距地表仅0.25米，长2.05米，宽1.1米，自深0.3米。共葬有4人，其中3名成年人，均仰身直肢，头南足北。从东向西依次为：女性，50—55岁；男性，60多岁；男性，40岁上下。在2名成年男性双腿之间有1名儿童，头北足南，6—10岁。M54开口于①层下，墓口距地表0.25米深，北部被F2打破。残长0.9米，宽1.3米，自深0.25米。共葬有4人，均仰身，头向朝南，胸部以下被打破无存。从东向西人骨依次为：男性，60多岁；女性，40—45岁；西侧2人上下叠压，上层是未成年人，性别不详，9—13岁；下层为男性，50—60岁。

M14

M54

共发现瓮棺葬9处，均开口于①层下，打破灰坑或第②层，为倒扣的大型夹砂陶鼎，或上下相扣的两件陶钵。因开口较浅，陶鼎底部和三足多数已破坏。在提取和清洗过程中，发现瓮棺内普遍放有幼儿尸骨，个别还夹杂有小兽骨等。

H3:1 陶鼎（瓮棺）

此次发现的墓葬与半地穴房址、灰坑交错分布，显示出南务先民的生活居住区、墓葬区并未严格划分。因历代自然变迁和人类活动影响，后冈一期文化墓葬和瓮棺葬大部分开口很浅，距地表仅深约0.25米，这么浅的埋藏深度，下面的人骨保存尚能较为完好，殊为不易。目前，南务遗址出土的人骨仅初步鉴定了年龄和性别，下一步计划运用多学科技术手段，开展骨骼形态学、古病理学、同位素、古DNA等研究，以深入探究南务先民的体质特征、疾病与健康状况、生业模式与饮食结构、人群迁移与亲缘关系等内容，为更全面、更直观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提供更多信息。

陶鼎（瓮棺）内幼儿骨骼

出土器物

南务遗址出土陶器数量较多，造型各异、形制多样、特征鲜明，为了解当时的手工业发展状况，特别是制陶工艺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材料。陶器按材质可分为细泥红陶、夹砂褐陶两大类。陶器以素面为主，少量器物上有弦纹、划纹、刺纹、附加堆纹等纹饰，并发现有零星彩陶。

细泥红陶数量多，表面呈红色或橙黄色，质较坚硬，器形有钵、碗、折腹盆、缸、小口壶、弦纹罐和划纹罐等，其中钵的形制丰富、数量最多。

陶钵，有小平底和圜底两种，按材质又可分为泥质红陶钵和红顶钵两类。所谓“红顶钵”是指陶钵口沿下为一宽道红色，腹部以下为灰色，是后冈一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陶器。

在H45发现两件较完整的陶钵扣合在一起。下部为红顶钵（H45:2-1），敞口，深腹，小平底，口沿下是一道较窄的红色条带，口径22厘米，高12厘米。上部为泥质红陶钵（H45:2-2），敛口，深腹，圜底，口径18.2厘米，高11厘米。其他灰坑中也拼对出两件较完整的陶钵。泥质红陶钵（H46:1），敛口，弧腹，圜底，口径25.8厘米，高12厘米。红顶钵（H16:8），敛口，深腹，圜底，口沿下有一周红色条带，宽度约为器身的2/3，口径18厘米，高11厘米。

发现较多泥质小口陶壶残片，形制为小口、短颈，圆鼓腹、小平底，整体器形浑圆，轮廓流畅，也是后冈一期文化的典型陶器。如H16:18小口陶壶残片，口部有一横折线，折线居中，短颈，肩部向下急剧膨大，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

H47发现有一件特殊陶器的残片（H47:4），体形较大，直口，筒腹，残高22厘米，颈部有数周弦纹，下面有一周附加堆纹的凸饰，凸饰下有一个圆形器耳。以往认为此类陶器是陶罐或陶缸等生活用器，现在有学者认为它应是一种打击乐器陶鼓，反映了远古先民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

H75 彩陶片

F3 柱状陶鼎足、H75 柱状陶鼎足、H3 扁平长条形陶鼎足

后冈一期文化的彩陶并不发达，发现的彩陶数量少，构图较简单。南务遗址H75是发现彩陶片最多的一座灰坑，彩陶器以敞口或敛口的半球形钵为主，外壁饰紫红色、红褐色、黑色等色彩的图案，构图简单，有平行斜线、平行竖线，以及由其组成的正倒相间的三角纹等。

夹砂陶，器形以陶鼎为主，少量为夹砂陶罐，呈黄褐色或灰褐色，质地较粗厚，羼和料有粗砂或蚌壳。南务遗址出土的陶鼎多为盆形，折沿、弧腹、圜底，鼎足普遍接在器身下部。由于烧制的火候不高，陶鼎均破碎严重，其中陶鼎足残件数量丰富，依形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实心柱状足，略呈圆柱形，上端较粗，足接底处有蝌蚪形压纹，正中有纵向凹槽一条，发现的数量最多，大小粗细有别；另一类为扁平长条形足，剖面呈锥形，上端接腹处呈锯牙状，正面中间有纵向凹槽一条，仅有零星发现。有学者研究认为，从器物空间分布来看，海河平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遗址越往北釜越多，越往南则釜越少而鼎越多，安阳后冈遗址则仅见鼎，不见釜。南务遗址与后冈遗址相同，以各式夹砂陶鼎为主，未发现陶釜，反映了同一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地域性差异。

标本H3:17，侈口，折沿，深斜腹，圜底，圆柱状足，残，鼎足安装在器身下部，口径26.5厘米。标本H40:1，侈口，折沿，深腹，圜底，鼎足脱落，鼎足接在器底部，口径35.5厘米。这两件陶鼎均为瓮棺葬具。

南务遗址还发现少量磨制石器，有斧、杵、铲、凿、磨棒、磨盘，依用途可分为农业生产工具和加工工具等。

H3 出土鹿角

H16 出土家猪骨骼

发掘过程中还收集了一批动物骨骼，大多较为破碎，初步鉴定有各种野生中型、小型鹿类的角和骨骼，还有驯养的家猪骨骼等。另外，还收集有较多的蚌壳、鱼骨。灰坑土样浮选发现的植物遗存有栽培作物粟、黍种子，野生大豆、酸枣核等。初步认为，南务遗址农业经济在其生业模式中占主要地位，农业结构是以粟为主、黍为辅的典型北方旱作农业模式，采集和渔猎也是其食物资源的重要补充方式。

价值和意义

因近年来相关遗址的测年数据不断更新，学界对后冈一期文化的年代推断也发生相应变化，一般认为在距今6500—5900年（冯宝：《再论后冈一期文化》，《华夏考古》2023年第6期），我们对南务遗址出土的10余份骨骼标本开展了 14 C测年工作，经校正，年代为距今6200—5900年，遗址主体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的中晚期。

南务遗址因河而建，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丰富的后冈一期文化聚落，这里既是生者的家园，又是亡者的归处，因此地层堆积深厚，各类遗迹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出土器物数量多、种类丰富、特征鲜明。南务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于梳理后冈一期文化的文化面貌和分期，进而探讨该文化的内涵、性质和源流具有重要价值。南务遗址的发现，还为我们生动展现了一幅史前聚落生产生活的悠远图景，丰富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太行山东麓海河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善了其时空框架，也为构建这条文化走廊上诸多考古学文化之间碰撞、交流和变迁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作者为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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