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麟征退居香港30年，晚年与妹妹谈祖国统一感慨：我也是炎黄子孙

1979年初春，九龙清晨还带着海雾。关麟征推窗透气，忽听楼下邮差用粤语喊：“关先生，这里有封西安来的挂号信！”一句半生疏的乡音，触动了这位黄埔一期老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信里写着：妹妹关梧枝当选陕西省政协委员，盼兄长珍重。短短数行，字迹仍带墨香，却令关麟征站在窗前许久，回忆像潮水一股股涌来——从北伐临危受命，到抗战枪林弹雨，再到四处求生的1949年秋，他的人生几乎与共和国的前夜交织在一起。

1949年11月，成都机场灯火通明，那架原本开往台北的C-46运输机发动机轰鸣。关麟征忽然对随行军官低声说：“我要先去香港看望病中的父亲，随后再说。”自此，他把那张前往台湾的机票瞒进行囊，选择在港停步。后来再有人问起此事，他只是摆手：“性子倔，岛上那套我处不来。”

倔强，确实贯穿关麟征的一生。1927年蒋介石被迫下野，他带着一批黄埔同学迎蒋复职，结果得了个“拼命三郎”的称号。蒋随即提拔他为警备二团团长，又让他进入陈诚掌控的11师。可关麟征瞧不上派系操作，公开顶撞，“陈矮子并不比曹万顺高明”这句话传到陈诚耳里，直接把他踢去西北当副师长，名义升，实则冷冻。

调来调去，直到1932年，关麟征以第四师独立旅扩编为25师，才算真正握住属于自己的“千里驹师”。台儿庄会战，52军大破日军精锐，蒋介石在武昌行营拍案：“中国军队若都像52军，何愁日本！”然而关麟征很清楚，战功也挡不住派系标签——黄陆浙一，他只占“黄”字。

1943年云南边境，第九集团军司令关麟征与54军军长黄维暗中角力。黄维背靠陈诚“土木系”，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关麟征试图渗透，屡屡受挫，久而久之更觉心灰。“他太在意人情世故，我只认打仗。”一次饭局，两人酒过三巡还在僵持，旁人劝解，也只能苦笑。

1945年抗战一结束，蒋介石本想让关麟征出任东北保安司令，关闻讯赶到重庆，沿途采买苏联地图，自信满满。临门一脚却被改派云南警备司令，理由是“脾气硬，与苏军难周旋”。更糟的是，1946年昆明“一二一事件”又让他背上沉重包袱，“学生可游行，军人亦可开枪”这句火星子般的话，让蒋介石彻底收回信任。

港岛栖身后，他立下“四不”原则：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不会见记者，不联络旧部，不接受补贴。70平米小屋，墙上只挂自己练的草书，中锋藏锋，飞白潇洒。胡琏偶尔登门，两人喝普洱，闲聊故交。胡琏曾问：“要是你当年真去了东北，会怎么打？”关麟征不改早年豪气：“收拢伪满20万地方部队，再挑一位能征惯战的兵团司令，别管地盘，先削共军有生力量。”胡琏吐了口长气：“老关，要是早这样，历史或许不同。”二人对视，却都没再开口。

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关麟征赴台吊唁，肃立棺前半小时，一声不吭。老友劝他留下，他摇头，“我去的地方不合适。”当晚返港，继续潜心写字，看报，不问岛内风云。

把视线拉回1979年。妹妹关梧枝如约抵港，兄妹三十载聚首，一进门便相拥而泣。饭桌上，妹妹说起西安高楼林立、延安修通公路、秦岭隧道开工，关麟征听得两眼放光，不时插句：“好，好，早该这样！”聊到海峡两岸仍未统一，他忽然抬手握拳：“我也是炎黄子孙，盼那一天早点来。”

1980年7月30日凌晨1时30分，香港伊丽莎白医院灯火白亮。医生从关麟征胸口一路看到腹部，密密麻麻的疤痕让年轻护士倒抽冷气。夫人轻声解释：“都是抗日留下的。”抢救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终未能挽回。消息传出，《人民日报》刊发讣告，徐向前专电悼念，寥寥数语，道尽同窗情谊。

从北伐悍将到港岛隐士，关麟征的一生混杂战争硝烟与书卷清宁。他没能等到期待中的那一天，但在病榻前，他仍坚持说：“我相信。”然后沉沉闭眼，仿佛又回到了1938年的台儿庄，枪声与呐喊交织，历史尘埃落下，却留下他犟硬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