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深圳，会见叶挺后人叶华明：我们40多年没见面了

1946年4月8日夜，太行山东麓风雨交加，一架由重庆飞往延安的小型运输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机上包括叶挺、王若飞在内的多名中共代表全部遇难。这条消息传到延安时，年仅十四岁的叶华明正在学校夜读——有人推门而入，只说了一句：“出事了。”少年攥紧书页，半晌没有合上课本，这一刻成为他此后人生的刻度。

失去父母后，周恩来和朱德接过了照顾叶家几名孩子的担子。周恩来把他们安置在延安附近的学校，周末再领回枣园加餐；朱德则吩咐警卫员每逢集市代孩子们购置点心。艰苦的环境里，叶华明学会缝补、学会生火，也学会在晚自习后抄下一行行俄语单词——他相信自己总要走出去，靠技术把父亲的精神延续下去。

1949年秋，北平和平解放。17岁的叶华明被分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师从陈赓大将。列巴、黑面包和低温让许多南方学生难以适应，他却在图书馆一坐就是整天。1954年春，他被派往莫斯科军事航空工程学院深造，主攻液体火箭发动机。三年后归国，直接进入钱学森主持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当时研究所里流传一句玩笑：“别人琢磨怎么飞得高，他琢磨怎么打下来。”确实如此，他参与的正是我国早期地空导弹总体方案论证。

时间翻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消息传到不少科研单位，年轻工程师议论纷纷，可叶华明沉默良久，突然说：“我想去最前线看看。”在他眼里，深圳这块即将划出的“试验田”与当年的前线无异——不流血，却同样考验胆识与技术。1983年，他受命南下，出任深圳市科委主任。

深圳当时是一片工棚与滩涂，谈项目得先举着一张“深圳科委”的名片。外商见到政府头衔，合同往往停在寒暄阶段。为了突破这一尴尬，叶华明拉上四位同事，凑出五千元注册了“先科”公司——寓意“先行者依托科技”。公司地址在黄木岗一片简陋铁皮房，雨夜里漏水，白天尘土弥漫，可他们把草图一张张钉上墙，目标只有一个：把国外已经成熟的激光唱片生产线搬到中国来。

1985年，叶华明带队赴荷兰飞利浦谈判。对方提出的技术转让费与机器设备价码高得吓人，随行干部打退堂鼓。他却把父亲《囚歌》里那句“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烈火冲腾”默念了好多遍，硬是将谈判拉到“中方可参与全球分工、共享渠道利润”的新思路上。三个月反复拉锯，飞利浦最终同意以合资形式向先科转让母盘刻录、镀银技术；而先科只需分期支付专利使用费。

设备到港后，深圳口岸飘起今春第一阵季风。为满足对防震、防尘极端苛刻的要求，先科把厂房基础压到地下四十米，楼上车辆禁行，连工人换班都要绕道走。1989年年底，国内第一片合格的激光唱片在八达岭基地下线，编号00001，内容是《山河岁月》。与唱片同时出炉的，还有一份长达七页的质量检测报告——每一个误码率、平整度和反射率数据都写得清清楚楚。

进入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正面临徘徊与突破的抉择。1992年1月，邓小平决定再次踏上南方列车，为改革开放“再加一把火”。20日上午10点，一辆中巴车从深南大道疾驰而来，拐入科技工业园。大门口，头发已经花白的叶华明扶着围栏，身后站满年轻员工。车门打开的一瞬间，他看见那位身着灰色夹克、步伐稳健的老人，心里猛地一震。

“你是叶老二吧？”老人一下车就拉着叶华明的手，语气像面对多年未见的远房亲戚。叶华明忙伸出四个指头：“不是，我是老四！”老人的目光里闪过一丝欣慰：“四十多年没见，个子长这么高，头发也白了。”这句略带调侃的家常，把围观的职工都逗笑了——许多人这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董事长竟然是叶挺将军的儿子。

会客室里，叶华明用二十分钟汇报先科的产能：年产激光视唱机五万台、唱片五百万片，国内配套率九成以上。邓小平听得聚精会神，忽然抬头问：“唱片基材要进口吗？”负责技术的年轻工程师回答：“最初要进，现在已经有三家国内工厂能做。”听完老人敲了敲桌面：“嗯，这条路走对了！”

谈话间，邓楠拿来一张刚压制出的光盘，盘面映出灯光七彩。邓小平捏在手里翻看，笑着说：“这么薄，能装一部电影？”技术员解释：“可以存10万多幅彩色图片，寿命至少二十年。”老人微微点头：“真正的高科技，就在这些细节里。”随后，他把注意力转向门外聚在过道两侧的工人：“他们多大？”叶华明回答：“大多是二十五六的大学生。”邓小平快步走到年轻人中间，抬手示意：“祖国的明天就是你们的了，好好干！”

车间外，冬日的深圳阳光温暖。几位女工正在擦拭光盘，见到老人，连忙站直。邓小平俯身问：“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汕头！”三声回答整齐划一。老人眯眼笑道：“一听口音就知道。”一句轻松的玩笑让现场气氛更加热烈。

临别，邓小平回头又问：“今年打算做多少片？”叶华明胸有成竹：“二百五十部电影光盘，利润八千万。”老人摆摆手，语气坚定：“要有信心，争取干到一亿！”说罢，他向厂门口走去，身影在阳光下被拉得很长。

南巡讲话公开后，全国上下掀起新一轮投资热，光电子产业成了热点。不到一年，先科就推出国内第一台批量化VCD；两年后，DVD项目立项，苏州、东莞相继建成子公司。1999年，先科资产已过二十五亿元，员工四千余名，产品出口到东南亚、中东甚至拉丁美洲——许多家庭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清晰流畅的彩色画面，背后就有当年那座地下四十米车间的坚守。

有人问叶华明：“如果叶挺将军看到你搞激光唱片，会是什么表情？”他思忖片刻，答得干脆：“父亲当年带我们在山坡种菜，为的是自给自足；今天做产业、搞科技，也是在给国家多种几亩‘高科技庄稼’。道理一样，只是工具换了。”语气平淡，却道出两代人接力的逻辑——从战火中的枪炮到和平年代的激光，奋斗的方向始终没变。

老一辈的光影渐渐远去，新技术的光束照亮新时代。1992年那次简单却深情的“40多年没见面”，像一道闪光刻在无数人的记忆里，提醒后来者：激情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骨子里的执着相通——为国家、也为未来。